黄河流域古文化概述
黄河流域具有丰富的史前文化，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为一些朝代的都城所在，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尤其是中原地区长期存在一种稳定的先进文化氛围。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史上，有着光辉灿烂的功绩。
在100万年前黄河流域就有人类居住，并遍布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其集中程度是其他地区所不可比拟的。这也是在黄河流域一带的夏、商、周三代能够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主要基础。随着历史的演变，在各民族的逐渐统一和融合中传播、吸收，黄河流域的文化，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无论在古代科学技术体系奠基时期——春秋战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形成时期——秦汉，还是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时期——隋唐北宋，都有着极重要的地位。自南宋以后，尽管全国政治、经济中心转移，但是黄河流域的文化中心地位并没中断；同时，由它所形成的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随着人口的不断南迁而传播到南方，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的繁荣。
明清（至1840年）文化
明清两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明清王朝为加强其统治，都实行了一些稳定封建经济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在农业方面，奖励垦荒，实行屯田，满足一部分农民的土地要求；兴修陂塘、堰闸、河渠、堤防等水利工程，奖励栽桑、种植棉麻；减轻田赋和徭役。在工商业方面，主要改变手工业者的身份，减轻对手工业者的控制。这些经济政策，调动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对发展农业、手工业以及文化科学技术都有现实的意义。
自明中叶起出现了近代商品经济，被视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
一、科学技术
（一）农业
“一岁数收”耕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是这一时期黄河流域农业技术的主要特点。它是人们在对农作物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基础上，综合运用各项生产要素，通过间作、套作、混作、轮作等技术措施，合理安排种植，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使一年内的收获次数由一次增加到二三次乃至更多次。如清代，关中地区一般是二年三收，运用了套种技术后．有的地方一年就可达到三收。轮作倒茬、合理安排前后农作物也能提高产量。除了要重视农作物品种的选择和加强田间管理外，特别要求土地肥熟，那就要深耕、勤耘和多施肥料。
不同的土地、耕深耕浅各不相同。明代《农说》提出“启原宜深、户隰宜浅”。清代《知本提纲》则提出“轻土宜深、重土宜浅”，根据黄河流域土质“有浅耕数寸者，有深耕尺余者，有甚至二尺者”。达到深耕的办法，北方除用大犁、二牛大犁以及特用深耕犁之类的深耕农具外，并采用“重耕”的技术。
“一岁数收”需要多施肥，这也就促进了肥料的积蓄和施肥技术的发展。由于“一岁数收”带来较多的病虫害，这也给人们提出了除虫、灭病的新课题。当时黄河流域的农作物除粮食外，棉花也在陕西、河南、山西、山东等省普遍种植。
这时期还出现了引进的新作物，如玉米、甘薯。在黄河流域的一些地方志中对此都有记载，如明代河南《钧州志》（1544年左右）、甘肃《平凉志》（1560年），安徽《颍州志》（1571年）等。明末至少在黄河流域的山东、河南、陕西、甘肃等省已种植了玉米。甘薯的引进，明末在山东、河南等省已有种植。
明清由于黄河流域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在前代基础上若干方面仍续有发展，因此，出现了一些总结农业的著作。其中科学家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最有成就。徐光启的科学研究范围广泛，以农学、天文学尤为突出。
《农政全书》由徐光启撰，经陈子龙等整理修改后，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刊行。全书60卷50多万字，分农本、田制、农事（包括营治、开垦、授时、占候）、水利、农田、树艺（谷类及蔬果各论）、蚕桑、制造、荒政等12门。其中水利和荒政占篇幅较多。书中大量辑录了古代和当时的文献，也随时提出作者自己的心得与见解，是明末的一部重要的农业科学巨著。对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清代植物学家，河南固始人吴其浚，他留意各地物产丰瘠与民生的关系，依据耳闻目见，并辑录古籍中有关植物文献，绘图列说，成《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和《植物名实图考》38卷，是中国19世纪一部重要植物学专著。
（二）河事与水利
明清黄河下游决溢更为频繁，河道的紊乱也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国都的北移，黄河的南下夺淮，这些都增加了治黄的任务和困难，即集中于黄、淮、运的交叉综合治理。明代先后有宋礼、徐贞明、白昂、刘大夏、刘天和、朱衡、万恭和潘季驯；清代有朱之锡、靳辅、陈潢、张鹏翮、齐苏勒、郭大昌、栗毓美等，都是当时较有名的治河人物。他们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治理业绩和一套治河理论及著作。较有名的有徐贞明的《潞水客谈》、刘天和的《问水集》、万恭的《治水筌蹄》、潘季驯的《河防一览》和靳辅的《治河方略》、陈潢的《河防述言》。
明代，对黄河水文观察，开始了雨情的记载。对黄河洪水周期性变化的某些特点，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提高了防洪的预见性。培筑堤工的取土地点，修堤的土质，筑堤每层上土的坯头，修堤的高度等已有了一套较严密的施工方法，从而提高了修堤的质量。对堤防修守也规定了一套制度，如“四防二守”制度和“植柳六法”等。埽工技术已很细致。埽工的种类已有靠山埽、箱边埽、牛尾埽、龙口埽、鱼鳞埽、土牛埽、截河埽、通水埽等8种。埽工的发展，保证了抢险堵口的顺利进行。明代已能根据口门各种变化形势，提出不同的应急措施。
清代河防技术和管理水平都比明代有了新的改进和提高。对筑堤工程中堤线的选定，取土的地点，质量的要求，施工的时间，运土的工具和单价，均作了明确的规定。为巩固堤防，采取了放淤固堤措施。这种放淤的办法，不但加宽了堤身，还可降低临背悬差，减轻大堤水压力，是利用黄河水沙资源固堤的有效措施。抢险、堵口的埽坝工程有磨盘埽、月牙埽、门帘埽等。堵口工程均由卷埽改为顺厢进堵。堵口根据口门的情况，选用单坝或双坝。这种埽工堵口法，近代称为立堵法。在堤防修守方面，在黄河上除设有专职官兵之外，还规定每二里设一堡房，每堡设夫二名，住宿堡内，常川巡守。这样上下呼应，远近可以互为声援。
明清两代对治理黄河是下了大功夫的，在兴修农田水利上也做了不少工作。明代有今宁夏黄河干流水利工程，甘陕泾河水利工程，山西汾河水利工程，河南沁河水利工程。清代有今青甘水利工程，宁夏水利工程，晋陕水利工程，河南水利工程的修复，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的上中游广大地区。
明清治运、治黄、治淮是交叉与综合进行的。对京杭运河的大力整修，主要围绕着三个问题进行：一是黄河冲决的干扰；二是会通河、通惠河的水源不足；三是运河的过黄过淮过江问题。明人针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措施，除了对黄河淮河经常维护使行水不破坏运道外，还有三项：一是改道；二是开辟水源，兴修水柜；三是兴修相应的闸坝控制等。清代京杭运河仍有两个主要难题：一是清口与黄、淮、运交会处，由于黄河不断淤高，堵塞淮水，妨碍航道；二是会通河水源仍很缺乏，加上泇运河水源也同样不足，除尽量引泉水外，全靠水柜调节。
明清两代发展航运，运河两岸的城邑如德州、临清、济宁、徐州、淮安、扬州等都是转运南北商品的重要城市。
（三）天文历法与数学
崇祯二年（1629年），徐光启受命主持明代唯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历法改革。这次历法改革是以西法为基础，作了精细的规划和安排，使整个工作进展较快。崇祯六年，编成一部137卷的《崇祯历书》。这部书是集体创作，大部分都经他修改审阅过。《崇祯历书》开始接受西方天文学和数学方法，突破了中国传统天文历法的范畴。其中法原（天文学理论）计有40余卷，构成全书的核心。它不但论述了历法本身而且着重讨论了作为历法基础的天文学理论和数学上的计算问题。徐光启与意大利人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对中国数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冶炼技术
这时期，黄河流域的一些城邑仍然继续成为中国重要的冶炼场所，冶炼技术是相当高的。在拆除山西太原南城墙时发现的明洪武十年（1377年）制造的前装式铸造铁炮，是现知中国最早的大型铁火炮。共出土3门。炮呈直筒状，形体短粗，口径21厘米，全长1米。炮筒前部铸19字：“大明洪武十年丁巳囗囗季月吉日平阳卫铸造”。中部有两对耳柄，呈四方形，长16厘米，应是供搬运使用，而不是用于调整射击角度的耳轴。尾部略收，通身有3道环箍。此炮口径大，管壁厚，装弹药量、射程等性能都大大超过明初的铜铳，是当时威力最大的重型火炮。用铁铸炮造价低廉，为大规模生产火炮创造了条件。但铁炮铸造时易造成缺陷而引起炸裂，对铸造技术要求较高。铸造此炮的平阳卫所，在今山西临汾。该炮的发现，表明在14世纪末期中国的火炮制造技术属于世界先进之列，也可窥知这时期中国冶炼技术的高超。
（五）建筑技术
明清的建筑技术比较复杂。明代，山西平遥的佛寺建筑双林寺，中国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寺院今青海省湟中县的塔尔寺，今山西平遥城墙，今陕西西安城墙，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的中国古代伊斯兰教汉式建筑清真寺，今陕西西安中国伊斯兰教清真寺；清代，今甘肃省夏河县的拉卜楞寺，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五塔寺等宏伟建筑，从寺院整体布局、建筑形式以及建筑用料等都比前代奇特。
更值一提的是明代万里长城的修建。它是在历代长城的基础上修建起来的。现在我们看到的万里长城就是明代新修建的。当时曾经分段设立9个重镇（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进行防守。
明代修筑的长城大都非常牢固，特别是东半部（山西以东至山海关称东半部，山西以西称西半部），都用砖砌（局部地段用石砌）、石灰浆勾缝。城墙的砌法，在坡度较小时，砖石随地势平行砌筑；坡度较大时，采用水平跌落砌筑，砖墙砌得十分平整坚实。这是城防工程的一个发展。明清建筑普遍使用砖和石灰浆砌筑，使砖构建筑技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六）蚕桑、纺织
明清黄河流域一带，尤其是山东蚕农已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放养柞蚕的方法。清初山东益都孙廷铨著的《山蚕说》，专门介绍了放养柞蚕的技术。书中说，当时胶东一带山区，到处都放养着柞蚕。清初，放养柞蚕的方法已传至辽东半岛，不久又传到河南、陕西，接着便推广到云、贵地区。
明清，黄河流域养蚕业的发展和棉花的普遍种植，为纺织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明代的鲁绣堪称一绝。鲁绣所用绣线大多是加捻双股丝线，是当时北方刺绣的代表性品种。山东邹县元代李裕庵墓所出土刺绣衣物已具有较典型的鲁绣特点。故宫博物院藏明衣线绣《芙蓉双鸭图轴》和《荷花鸳鸯图轴》更是明代鲁绣的珍品。鲁绣绣品给人以雄健坚实之感，且布局自由，设色浓艳，带有强烈的装饰性。
（七）印刷术的新创造
明清的印刷术也有新的创造。清代安徽泾县的翟金生，按北宋毕昇的方法，花费30年时间，研究了一种新方法，即在平铺一层薄泥的泥盘内排版，再入窑烧成整块，用以印刷的《泥板印刷》法。并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制成泥活字10万多个，印刷了《泥板试印初编》。据山东泰山磁板《周易说略》序记载，山东泰安徐志定于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制成磁活字，印行《周易说略》。该书封面题有“泰山磁板”字样。徐氏自称：“偶创磁刊，坚致胜术。”明清木刻年画，在黄河流域盛行，著名的如朱仙镇等等。
（八）医学
明清黄河流域的医学，在温病学说方面有所创立。清代江苏淮阴医学家吴鞠通，曾自江苏至北京沿途行医，认为清代医学家叶天士的温病论治，“持论平和，方法精细”。他在叶氏的基础上，创温病的三焦辨证，著有《温病条辨》6卷，对温病的诊断和治疗有所发展。另著有医案5卷，对杂病治疗亦有独到之处。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明清之际，山西阳曲人傅山字青主，精医学，著有《傅青主女科》和《傅青主男科》等医书，流行颇广。
（九）地学
明清地学的研究又深入了一步。出现了不少著名地理著作，如明代孙应元撰著的《九边图说》。成书于隆庆三年（1569年）。历叙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等“九边”的形势、军备、钱粮等情况，各镇附有总图、分图，图绘极细，为研究明朝边防及北方历史地理的重要书籍。李濂撰的《汴京遗迹志》24卷。内容分京城、宫室、官署、山岳、河渠、台地、园苑、寺观、庵院、艺文等类，亦涉及历代掌故，为研究开封历史地理重要著作。地理学家王士性，性好旅游，足迹遍全国，对各地山川水利、风土人情多所考察，著有《五岳游草》、《广游记》、《广志绎》等书，对黄河流域地理及黄河水利都有大量记载和论述。明代又一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一生行程万里，又博览了大量古今地学典籍，当他看到黄河“河流如带，不及江三之一”时，就提出了“何江源短而河源长也”的疑问。他不满前人写地理书多“承袭附会”的作法，决心通过实地考察，足迹遍及华东、华中、华南和西南各省，其观察所得，按日记载，死后季会明等整理成富有地理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徐霞客游记》。清代的地理著作尤多，如胡渭撰著的《禹贡锥指》26卷，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成书。他在前人注释《禹贡》的基础上，广征博引，逐句加注，并提出自己的见解，订正前人注释中的一些谬误。书中“导河”部分，“附论历代徙流”，提出黄河5次大改道的论证，对后世研究黄河变迁史的影响很大。书首有图47幅，其中1/3以上，是明艾南英《禹贡图注》的翻版，但未注明出处。黄宗羲撰著的《今水经》一卷，先列表揭示全国水道分北水、南水两大纲。北水自河水以下凡31条；南水自江水以下凡55条。皆以四海为主流，各支流附于主流之后，入支流各水附于所入的支流下。全书即按表中所列次序叙述，条理清晰，简单明了。齐召南的《水道提纲》28卷，专叙水道源流分合，系统完整，价值超过《今水经》。叶圭绶著的《续山东考古录》，是续顾炎武《山东考古录》的地理著作，书凡32卷，还有卷首《图考》及《总沿革》各一卷。详考山东各府、州县的历史沿革、水道变迁、辨析《水经注》和《大清一统志》中的谬误。作者道光十九年至二十八年(1839～1848年)间曾在山东实地调查，并遍阅各府、州、县方志，所考甚详，是研究山东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张穆，对中国西北地区的地理有精心的研究，著有《蒙古游牧记》。杨守敬等人绘制的《水经注图》，采用古今对照、朱墨套印的形式编绘。其成就超过前人，为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书。《水经注疏》是杨守敬、熊会贞合著。此书于郦氏所征引故实，皆注明出典；于郦氏所叙水道，皆详其迁流，并于全祖望、赵一清、戴震诸家的校释，多所订正。初稿于1904年完成，又进行了增补改订。杨氏死后，由熊氏继续增订，直至1936年熊氏死，1955年始由中国科学院交科学出版社影印出版。这是一部总结性的著作。《历代舆地图》是杨守敬等编撰，清末成书。以《大清一统志》为底，古今对照，朱墨套印，比例尺较大，比过去的历史地图详细精确。隋以前各幅，多附有序，或表和札记，对《地理志》讹误有所补证。
清代进一步探明黄河河源是地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收获。清代曾作三次黄河源查勘，第一次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派侍卫拉锡舒兰，前往青海探勘黄河源，到达星宿海；第二次是康熙五十六年，玄烨又派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理藩院主事胜住等人，前往青海、西藏探黄河源，并绘制成了《皇舆全览图》，把星宿海以西的一条河标明了“阿尔坦河”的字样。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齐召南综合康熙年间对黄河源的查勘成果，其写出的《水道提纲》黄河一目中，明确指出“黄河源出星宿海西巴颜喀喇山之东麓，二泉流数里合而东南，名阿尔坦”。又称“蒙古谓金为阿尔坦，言水色微黄”。据近代查勘．认为阿尔坦河即现在的玛曲。乾隆四十七年，乾隆帝又派侍卫阿弥达探河源，他这次越过星宿海向西300余里，是历史上查勘河源最远的一次。这三次查勘河源都取得了丰富的资料。
二、艺术
（一）书画
明朝初期就恢复了画院制度，画风基本上承袭了宋元以来的山水画和人物画。黄河流域在明清两代也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书画家。明书画家邢侗，山东临清进士，官至陕西行太仆卿。他的书法，师承王羲之，他刻有《来禽馆帖》，其中《十七帖》尤著名。他还长于绘画，善兰竹。著有《来禽馆集》。明代又一画家张路，祥符（今河南开封）人。擅绘人物，师法吴伟，笔势狂放。山水兼学戴进。亦能鸟兽、花卉。明末清初山西阳曲人傅山，亦擅诗文书画。傅山天龙禅寺五律诗轴，草篆书，书写自作《天龙禅寺》五言律诗一首。草篆书受赵宦光的影响较多，用笔圆转灵活，笔力遒劲。兼有燥笔、湿笔，以篆书结体，作草书写法。字次不相连缀，而脉气相通，应是作者谙熟篆书和草书的结构与写法，两相融合的佳作。清代大书画家郑板桥，曾任山东范县（今属河南）、潍县知县。擅写兰竹，以草书中竖长撇法运笔，体貌疏朗，风格劲峭。书法用隶体参入行楷，自称“六分半书”。所写《家书》、《道情》，自然、坦率，为世所称。
（二）雕塑
明代黄河流域寺庙塑像，造型仿效唐宋，题材仍流行罗汉或神仙群像。然多属定型的程式化作品，创造性不明显。如山西平遥双林寺彩塑，长治梁家庄观音堂彩塑，洪洞广胜寺的木雕佛像等。清代佛教造像再度兴盛。如敦煌石窟和麦积山石窟内的清代泥塑，处理细腻，非常写实。
明代石刻，以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雕造的十根盘龙石檐柱最负盛名。山西大同明初代王府前用五彩琉璃雕塑砖拼砌的九龙壁，审美价值不可低估。河南新乡凤凰山南麓有明潞简王朱翊镠墓，存神道石刻16对，亦甚珍贵。山东邹县九龙山明鲁王朱檀墓造型甚佳。此外，山东单县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建造的狮坊，安徽亳县清代关帝庙门墙雕砖与戏楼木雕等，都是较好的民间公共建筑遗例。
（三）音乐
明清时期黄河流域也出现了一些音乐家、演奏家和乐曲。明代音乐家张野塘，寿州（今安徽寿县）人，善弹三弦，又善唱北曲。他改造的北方三弦，使琴腹稍小而圆，称“弦子”，用以伴奏清唱。明末琵琶演奏家汤应曾，邳州（今江苏邳县）人，从陈州（今河南淮阳县）蒋山人学琵琶。能奏《葫笳十八拍》、《洞庭秋思》等古曲百余首，尤善弹《楚汉》，人称“汤琵琶”。他曾随边军至嘉峪、张掖、酒泉等地为士兵弹《塞上曲》。而明代今沁阳的朱载堉（明宗室，现沁阳有墓），在音律研究方面成绩显著，特别是“十二平均律”为世界近代音律学家所推崇。著述甚多。至清末，《塞上曲》仍比较有名，它是李芳园据华秋苹《琵琶谱》中的五首小曲《思春》、《昭君怨》、《泣颜回》、《傍妆台》、《汳怨》等加以发展组合而成的，总名仍为《塞上曲》，并托称王昭君所作。
（四）戏曲、曲艺
明清黄河流域的戏曲种类很多，遍布各省。大都起源于明代的“梆子腔”，是北方地方戏曲中，用硬木梆子作打击乐器以按节拍的剧种的统称。包括秦腔（陕西梆子）、晋剧（山西梆子）、豫剧（河南梆子）、河北梆子、山东梆子等。梆子腔腔调大都高亢激越。其中秦腔对南方的川剧、汉剧、徽剧、绍剧等剧种有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梆子腔系统中最古老的剧种秦腔，早期以弹拨乐器伴奏，亦称“乱弹”。故戏曲史上和目前各地方戏曲剧种中的“乱弹腔”、“乱弹”、“弹戏”等大都指梆子腔或由梆子腔所演变出来的剧种或腔调。此外，还有流行于河南一带的“三弦书”，也叫“铰子书”或“三弦铰子书”。初为一人腿缚节子，怀抱三弦，自弹自唱，后发展为除演唱者自击铰子（小铜钹）或八角鼓外，另有三弦或坠胡伴奏。唱腔有起篇、钻子、慢板、二八板等，曲目长篇，短篇均有。起源于山西绛州（今新绛）的“铙鼓杂戏”，后来也在山西其他地方流传起来。它唱腔简单，以铙、锣、鼓和唢呐伴奏，一般保存了较多的宋元戏曲遗迹。起源于元明以来流行于中原地区的俗曲“大弦子戏”，主要流行于山东和河南一带。它的一部分剧目、曲调同柳子戏近似，但风格则尤粗犷，民间有“粗弦子，细柳子”的说法。它也保存了一些高腔、青阳、罗罗等古老腔调，伴奏乐器以三弦为主，笙、笛为辅。
清代曲艺又有发展。黄河流域的“大鼓”一般认为清初时形成于山东、河北的农村，后来扩展开来。按其流传地及名目，有西河大鼓、河洛大鼓、山东大鼓、胶东大鼓、安徽大鼓、上党大鼓等曲种。曲目短、长篇兼有。由一人自击鼓板演唱，一般一至二人用弦乐伴奏。山东琴书约有200年的历史。以唱为主，间以说白，常用曲调有凤阳歌、垛子板等，伴奏乐器有坠琴和软弓胡琴等。吕剧系在山东琴书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山东快书约有100多年的历史。一人手持两块铜板说唱，节奏较快。也有用竹板击拍的，称“竹板快书”。句法基本是七字句，间以说白。曲目有书帽、单段、长书三类。柳子戏流传于山东及江苏、河南的部分地区，明末清初时由河南、山东一带流行的《山坡羊》、《黄莺儿》、《柳子》等弦索小曲发展而成的，并采用了滚调。伴奏乐器以横笛为主，笙、三弦为辅。五音戏流行于山东一带，从秧歌、花鼓发展而成，约有100余年的历史。汉调二黄，也叫“陕二黄”、“山二黄”，流行于陕西和甘肃，约有200年的历史。是二黄腔调从湖北进入陕西而形成的。河南坠子由流行于河南和皖北的曲艺道情、莺歌柳、三弦书等结合形成，约有100多年历史。流行河南及邻近各省。演唱者一人，左手打檀木或枣木简板，边打边唱。也有二人对唱的，一人打简板，一人打单钹或书鼓。还有少数是自拉自唱的。唱词基本为七字句。伴奏者拉坠琴，有的并踩打脚梆子。初期大多唱短篇，继而有演唱长篇。徽剧旧名徽调或二黄调，流行于安徽、江苏等地，相传系徽州腔和青阳腔于明末清初与乱弹、吹腔交流融合而成。在成长过程中并受昆腔的一定影响。主要腔调为吹腔、高拨子和二黄，也唱西皮、高腔、昆腔，对许多剧种起了深远的影响。庐剧原名“倒七戏”，流行于安徽，以大别山和淮河沿岸的民间歌舞为基础发展而成，约有200年历史。唱腔有“主调”和“花腔”两类。过去剧目分花腔小戏、折戏、本戏三类。
演戏的场所这时已有普遍戏楼了。安徽亳州城北大关帝庙内的戏楼亦系门内倒坐，面北，因其雕刻、彩绘夺目，故称花戏楼，建于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乾隆年间雕镂藻饰，后复经多次加工装饰。楼为木结构歇山顶建筑，面阔三间，舞台前突，平面呈品字形。两旁相对排列六间，二层观戏廊。
三、文学与史学
明清两代的文学已有相当高的水平，出现了不少的文学家和文学名著。如明代弘治以来的文学复古运动，以“前后七子”为著名。其中黄河流域则有：李梦阳，庆阳（今甘肃庆阳）人，著有《空同集》。何景明，信阳（今河南信阳）人，著有《大复集》。李攀龙，历城（今山东济南）人，著有《沧溟集》。谢榛，今山东临清人，著有《四溟集》、《四溟诗话》。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有：吴承恩，江苏淮安人。著有《西游记》。罗贯中，山西太原人。著有《三国演义》。施耐庵，原籍苏州，后迁江苏淮安。著有《水浒传》。
清代文学家著名的有蒲松龄，山东淄川（今属淄博市）人。曾以数十年间，写成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有孔尚任，兖州曲阜（今山东曲阜）人，名著有《桃花扇》，其他著作有《湖海集》、《石门集》、《长留集》等。此外，宋琬，山东莱阳人，王士祯，山东新城（今山东桓台）人，都是著名的诗人。
明清两代黄河流域史学家富有成就的有：明成祖命解缙等人编纂的《永乐大典》，始于永乐元年（1403年），成于永乐六年。辑成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全书按韵目分列单字，按单字依次辑入与此字相联系的各项文史记载。《永乐大典》比较完整地保存了较多的古人文献，尤其是佚文秘典，世无传本，成为后人辑录古佚书的重要源泉。如《四库全书》就采收了几百种，其中有《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现在所见的《宋会要》500卷，也是从中辑出的。清初史学家马骕，山东邹平人。一生研究先秦历史，有“马三代”之称。先后编次史料，著成《绎史》、《左传事纬》二书。吴广成撰著的《西夏书事》42卷。道光五年（1825年）成书。用编年体，叙述西夏(1038～1227年)及其建立政权至亡国以后300余年大事。作者搜集了唐、宋、辽、金诸史、文集以及野史中有关资料，排比参证，西夏史事，已具梗概。
四、哲学
明清，黄河流域的哲学思想形成多派。明代理学家曹端，渑池（今属河南）人。学宗朱熹。提出“理驭气”说，从维护儒学正统出发，反对佛、老，认为“佛氏以空为性，非天命之性；老氏以虚为道，非率性之道”（《明史》本传）。著有《四书详说》、《儒宗统谱》等。明清之际思想家傅山，山西阳曲人。博通经史诸子和佛道之学。在哲学上自言：“老夫学老庄者也，于世间诸仁义事实薄道之，即强言之，亦不能工”（《霜红龛集》卷十七）。其用佛学解释《庄子》，用训诂诠注《墨子》和《公孙龙子》等，有新义阐发。目的在把诸子和六经列于平等地位，提倡“经子不分”，打破儒家正统之见，实开清代子学研究的先河。他反对宋明人注释经的态度和方法，“只在注脚中讨分晓，此之谓钻古纸，此之谓蠹鱼”。并指摘道家为“奴儒”，为“风痺死尸”。著作有《霜红龛集》。明清之际的哲学家李颙，陕西盩厔（今周至）人，家贫借书苦学，遍读经史诸子以及释道书。尝主讲关中书院。时与孙奇逢、顾炎武、黄宗羲并称四大儒。为学主兼采朱（熹）陆（九渊）两派，认为“朱之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实，极便初学”；“陆之教人，一洗支离锢蔽之陋，在儒者中最为人敬切”(《二曲集》卷四)，主张各取所长。他重视实学，提倡“明体适用”。曾同顾炎武反复辩论“体用”问题，提出“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的见解。把“格物致知”的“物”扩充到“礼乐兵刑、赋役屯田”以至“泰西水法”等实用学问。力主自由讲学，与清廷钳制思想政策对立。著作有《四书反身录》、《二曲集》等。清代理学家尹会一，博野人，雍正进士，乾隆初任河南巡抚。提倡理学，增订《洛学篇》，命州县立社学。著有《健余先生文集》、《抚豫条教》等。
金元文化
金元两朝是少数民族先后由北方进入中原地区的。为恢复战争和河患加给中原地区的创伤，金元王朝采取了一些恢复经济的措施。金朝在中原地区实行“屯田军”的制度，自“燕山之南，淮陇（淮水和陕西、甘肃）之北”都有屯田军驻屯，重视农田水利建设。金明昌六年（1195年），章宗完颜璟下诏，奖励创增水利者；兴定五年（1221年），宣宗完颜珣亲自主持“议兴水田”。元朝多次颁布法令，禁止蒙古军队摧残农业生产，禁止把大片农田废为牧场，并鼓励流民耕种荒地。至元七年（1270年），设立了“专掌农桑水利”的机构“司农司”。不久又向全国颁发了《农桑辑要》一书。
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金元两朝的文化科学技术亦随之进步。
一、科学技术
（一）农业著作
元东平人王桢，字伯善，他综合了黄河流域旱田耕作和江南水田耕作两方面的生产实践，于1313年写成了《农书》。全书分三个部分：1．“农桑通诀”。总论农业的各个方面，基本思想是“以农为本”，综合天时、地利、人事各方面的有利因素，来发展生产。2．“农器图谱”。罗列了各种与农业有关的工具，分别附图说明。它展示了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器具方面的卓越成就，后代的农书和类书所记述的农具大部分都以它为蓝本。3．“谷谱”。谈栽培技术，包括农作物、果、蔬、竹、木、药材等的栽培各论。在王桢《农书》成书的第二年，即1314年，鲁明善在任寿阳（今安徽寿县）郡监时撰述了《农桑撮要》。书中按月列举应做的农事，包括农作物、果、蔬、竹木的栽培，家畜、家禽、蚕、蜂的饲养，以及农产品的加工贮藏和酿酒等，是农家历性质的农书。通行本亦作《农桑衣食撮要》。这些农业著作，对于总结和发展农业生产都具有现实意义。
（二）治河兴利
金元时期治河最有成绩的当属贾鲁堵塞白茅决口。至正三年（1343年）五月河决白茅口。次年又决曹州境及汴梁，五月又大决白茅堤，向北冲决濮阳范县一带金堤。灾区广阔，遍及济宁路、曹州、濮州、东平路等地，洪水北侵安山入会通河，冲入清河入海。八年贾鲁循行河道考察地形，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修筑北流堤防，任河北行；二是堵决口，挽河仍回东流。在丞相脱脱的支持下取其后策，以贾鲁为总治河防使，于十一年四月兴工，十一月堵口成功。
这一时期的河工制度、技术较为成熟。首先是河防责任制的加强。据《金史·河渠志》记载，金初，下游沿河置25埽，每埽设巡河官一员。每四埽或五埽设都巡河官一员，分别管理所属各埽。全河总共配备埽兵1.2万人，每岁用薪111.3万余束，草183万多束。第二，在修堤筑埽方面也有新的发展。据《至正河防记》载，元时治堤有所谓“创筑、修筑、补筑”之别。根据堤的不同作用和特点，当时还把堤分成“刺水堤”、“截水堤”、“护岸堤”、“缕水堤”、“石船堤”等数种。“刺水堤”具有挑水作用，“截水堤”是堵截串沟支汊所修的堤，“缕水堤”为束水的小堤，“石船堤”就是贾鲁治河时所用的沉船法所筑起的堤防。对于埽工，元代根据作用、形状的不同特点，区分为“岸埽”、“水埽”、“龙尾埽”、“拦头埽”、“马头埽”等多种。据《至正河防记》记载，贾鲁于白茅堵口时，曾于口门附近修刺水堤时作埽。第三，重视对修堤土质的鉴别与选择。第四，工程定额的计算，为制定工程计划和施工提供了比较科学的依据。
在治河经验大量积累的基础上，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研究治河经验和介绍治河技术的著述。金花部郎中蔡珪撰《补正水经》三卷，学者认为这是郦学研究的肇始，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河川水利著作。宋人沈立编成的《河防通议》，流传到金代时，曾得到修订补充；到了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年）又由色目人沙克什加以纂集，保存了下来。这是现存最早有关治黄的著作。此外，元末欧阳玄著的《至正河防记》，对黄河抢险、堵口等施工方法，作了详细的论述。这些专著都为后人研究治河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这时期的水利建设，元代较为突出。蒙古统治者窝阔台，采取了梁泰关于修复陕西三白渠的建议，整修了三白渠，使以前历代都相当发达的关中古老引泾灌区得到了初步恢复。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元世祖忽必烈于中统元年（1260年）就昭告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农为本”，确定了重农的国策，并设置了劝农司、司农司等机构，专门主管农桑水利事业。并于中统二年，命提举王允中、大使杨端仁开沁河渠，命郭守敬到达西夏，修复了当地“废坏淤浅”的古灌渠。元世祖时又于汾水之滨开了利泽渠、善利渠、大泽渠，灌赵城、洪洞、临汾等地广大农田。元世祖以后，又对广济渠进行了整治，继续维修陕西古老引泾灌渠，并制定了一套管理制度，使黄河流域的古老灌区获得了新生。
漕运在元朝也有较大成就。元建都大都（今北京市），王朝所需的一切财物和以前几个朝代一样，“无不仰给于江南”。当时，因为陆运相当困难，遂改采海运，“岁漕东西粟，由海道以给京师。”（《元史·食货志》）为了在陆上另开一条贯通南北的水道，“以通南北之货”，元代陆续在今山东、河北地区开辟一道连接京城大都与江南的航道。虽然这条运道终元一代并未发挥很大作用，但却为明清改建南北大运河奠定了基础。
（三）天文、历法、数学
这时期，天文历法较有成就的也是元代。其中最为出色的是郭守敬等人制定的《授时历》。它应用弧矢割圆术来处理黄经和赤经、赤纬之间的换算，并用招差法推算太阳、月球和行星的运行度数。《授时历》的精度很高，它以365.2425日为一年，同地球绕日一周的实际时间只差26秒，和现行的公历的一周年相同，但比它早出现300年。《授时历》如此精确，一方面由于郭守敬等人创制和改进了许多天文仪器，包括简仪、仰仪、圭表、候相仪、景符和窥几等将近20种观测天象的仪器，这些仪器的特点简单而精确，便于应用。另一方面，他又主持了全国的观测工作。在全国统一、版图扩大的元朝，观测的范围比前代扩大了，当时设立27个测景所（测夏至影长、昼夜时刻及北极高度），南从北极15°的海南，北到北极65°的北海，都派人去测量。这是前代做不到的。现在河南登封告成镇还保留着当时建立的“观星站”，就是为测量夏至日影长度而建造的。
元代的数学已有较高的水平。郭守敬制订的《授时历》，就是应用了招差法和弧矢割圆术。所谓招差法，乃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根据高阶等差级数的规律导出的一种内插法。在实践中《授时历》用到三次差，而理论上这种方法也可以推广到任意高次。所谓弧矢割圆术，是将圆弧线段化成弦、矢等直线线段来计算的一种方法，在它们的化算中使用了若干的球面三角术相结合的公式。这两种方法的应用，使《授时历》在数学计算上得以超越前人。此外，《授时历》的突出成就有废弃繁杂的上元积年法，既可使计算趋于简便，又可提高计算的精度；改平气为定气以及采用万分法（以一万为各天文常数的统一分母），避免了复杂的分数运算，等等。
（四）建筑
金元的建筑以木结构为主。元朝的木结构技术有新的发展。黄河流域保留到今天的元代木结构建筑物——殿堂，主要分布在今山西、陕西两省。如山西繁峙的灵岩寺，高平景德寺，洪洞广胜寺，大同华岩寺、善化寺，芮城永乐宫等。这些寺庙建筑，可追溯到辽金，但元代的殿堂建筑又有其特色。它们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传经式，一种是大额式。传经式就是沿袭唐宋以来的木结构梁架形式，只是在用料上有所减少。大额式是元代的一种新创造，它采用了移柱与减柱的方法，达到了扩大殿堂内部空间的效果。
（五）制陶
金元黄河流域的制陶业还是沿袭北宋的烧制方法。今河南禹县的钧窑，烧制出来的瓷器仍然如玫瑰、海棠、天青诸色，非常艳丽。陕西铜川的耀州窑，在金代主要产青瓷和仿玉的月白色的青白玉釉瓷。在元代主要产品为姜黄色青釉瓷，兼烧黑、白和白釉黑花瓷。此外，钧窑还分布在河南的临汝、郏县、登封、新安、汤阴、安阳，山西的浑源、怀仁、临汾、介休，内蒙古的包头等地。耀州窑在陕西铜川邻近的瓷窑，还继续仿烧制造。
（六）纺织
金元黄河流域的纺织技术，从元代山西万泉（今万荣县）人薛景石编写的《梓人遗制》中得到反映。这是薛景石继承了先辈和当代人的木工技术，加上自己长期实践的经验积累，利用工余之暇，编写的中国古代著名的木工技术专著。书中所载纺织机具包括华机子（提花机）、立机子（立织机）、罗机子（专门织造罗类织物的木机）以及掉籰座和泛麻子（用于穿综、修纬一类机具）等六项。所有这些都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王桢在他的《农书》中，还对宋代出现的水力发动的多锭大纺车的结构作了简单的介绍。这种纺车可以安装32个锭子，利用水力或畜力发动。王桢赞扬这项发明创造“更凭水力捷如神”，同时极力推广这种先进的生产工具，希望能够作到“画图中土规模在，更欲地方得共传”。
（七）医学
金元医学，在黄河流域要数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张子和了。张子和，名从正，金代考城（今河南兰考）人。他自创“邪去则正自安”学说，创有“汗、吐、下”三法。主张用大黄、芒硝等凉药以驱邪气。著有《儒门事亲》15卷。此外，金道士、宁海（今山东牟平）人马丹阳，在针灸法上也有独到的医术。
（八）地学
金元对地学的研究已深入了一步。都实考察河源是元代关注黄河的一件大事。至元十七年（1280年），元世祖忽必烈派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带领一队人马到黄河源进行正式勘察和研究。都实一行自河州（今甘肃临夏市）宁河驿出发，登杀马关，穿过今甘肃南部崇山峻岭直插积石山东端，然后溯河而上，历时四月到达河源地区。在完成了对河源的考察、研究以后，他们满载丰硕成果，于同年冬天回到大都，将所见所闻绘图上报。元人潘昴霄根据都实之弟阔阔出的转述，写成《河源志》一书。
这时，编制地图也已有相当水平。元人王喜编绘有《汉河之图》、《宋河之图》、《治河之图》、《河源之图》。元李好文编有历史地图集《长安志图》。元朱思本的《舆地图》是科学总结与实地调查有机结合的产物，是朱思本一生中精力荟萃之作。《舆地图》上的黄河源已反映了元初都实奉命勘察黄河源在星宿海的重要收获。此图精确度达到了较高水平，成为明清两代中国舆地图的重要范本。
（九）雕版印刷术
金元雕版印刷盛行。金代雕版中心之一，就是黄河流域的平水（今山西临汾）。所以山西书坊的刻书业很兴旺。如原藏于山西省赵城县广胜寺的金刻本《赵城金藏》和金代平水坊木刻本《刘知远诸宫调》等，今皆视为瑰宝。更有胜者，元代的王桢继北宋毕昇创造泥活字后，又创造了木活字。王桢在他所著的《农书》中，对于写刻字体，修整活字使其大小划一，排字上版求其平整，以及如何印刷等方法都作了详细的记述，较好地解决了木活字印刷中一系列的具体技术问题。他还创造了转轮排字架，采用了以字就人的科学方法。敦煌和宁夏都曾发现元代回鹘文和西夏文木活字。王桢《农书》中还记载了元代已有人制成锡活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锡活字，
元代的印刷术传到伊朗，以后又传到非洲和欧洲，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二、艺术
（一）绘画、书法、雕塑
1．绘画。这时期，壁画是绘画艺术的一大特点。今山西省洪洞县的广胜寺内的水神庙应王殿，是元延祐六年（1319年）重建的。殿内布满壁画，是泰定元年（1324年）当地画师王彦达、赵国祥等人所作。内容为祈雨图、降雨图、宫廷侍女图等。今山西省繁峙县的岩山寺（初名灵岩寺）文殊殿内的四壁满绘壁画，是金大定七年（1167年）宫廷画师王逵等人所作。画壁内容，西壁为佛教故事；东壁内容除佛教菩萨弟子、金刚等说法像外，多为本生故事和经变故事；北、南壁为经变、说法、建筑等为主题的佛传故事。画面除宗教说教外，还有宋金时期社会风貌、市井民情等内容。今山西省芮城县的元代永乐官内各殿四壁，也绘满精美的壁画，题材丰富，画技高超，既有确切年代可考，又留有画师姓名，为一代寺观壁画之冠。
2．书法。金代河东（今山西永济）人王庭筠、奉节（今山东泰安）人党怀英等都是著名书法家。王庭筠书法学北宋米芾，他的《重修蜀先主庙碑》可代表金人的书法水平。元代的赵孟頫，书法学李邕而以王羲之、王献之为宗，所写碑版甚多，圆转道丽。工书法，尤精正、行书和小楷，人称“赵体”；柯九思，书法学唐初的欧阳询，书风雄健稳秀，作品有《老人星赋》；康里巙，书法学初唐的虞世南，书风刚健精熟，作品有《颜鲁公传张旭笔法十二意》。另书法学于北宋黄庭坚的倪瓒，亦为元代著名书法家。
3．雕塑。金元开窟造像之风虽不及前代之盛，但遗风尚存。金代造像以今山西大同市善化寺大雄宝殿保存的五方佛与护法诸天像为代表。元代造像，有今山西新绛福胜寺和襄汾普净寺的彩塑菩萨，晋城青莲寺西配殿的地藏王菩萨与十殿阎君，晋城玉皇庙西庑彩塑二十八宿星君。元代道教石窟，以太原龙山元全真教重要人物宋德方（道号披云子）于蒙古太宗八年(1236年)开凿的三清洞最为重要，其中的太上老君像，长须挂腮，表情豁达，风神高逸。造像风格日益世俗化。
金元雕砖艺术成就卓著。今山西侯马金明昌七年（1196年）董氏墓，除有宴饮、出行、乘马武士等雕砖之外，在墓室北壁戏台形壁龛内，还发现5个杂剧俑。今山西稷山金墓出土孝子故事雕砖，用圆雕形式刻划成组人物，形象高低错落，人物顾盼呼应，耐人观赏。今河南焦作西冯村元墓出土砖雕儿童杂剧俑19件，或吹拍茄，或吹排箫，或鸣短笛，或捧注子，或扛牌或舞蹈，神态生动活泼。此外，今陕西户县贺氏墓出土的及山西太原征集的元代灰陶俑，比例匀称，姿态生动。
元代用蒙古文字刻制的碑刻，因文而异。用回鹘式蒙文刻制的碑刻有《紫徽宫碑》刻于蒙古窝阔台十二年（1240年），在汉文皇后懿旨文末刻有回鹘式蒙文的令文3行，在今河南济源。《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刻于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蒙汉文对照，蒙文据汉文译，在甘肃武威。用八思巴蒙文刻制的碑刻分布于今陕西周至、韩城，甘肃泾川，山西太原，河南安阳、许昌、浚县，山东邹县等元代寺观遗址。西夏文自西夏主李元吴于广运三年（1036年）颁布施行，到了元代还继续使用。主要流行于甘肃、宁夏一带。这种文字在甘肃敦煌莫高窟能见到元至正八年（1348年）速来蛮西宁王所刻的《大字真言碑》。
（二）戏曲
杂剧自北宋兴起后，在金代统治区又发展成为一种叫“诸宫调”的说唱形式，铺演长篇故事。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就是它的代表。杂剧到元代发展成为一种艺术也定型了。
杂剧到元代已臻成熟，形成鼎盛。在黄河流域及北方著名的戏曲家及杂剧本有：关汉卿，大都（今北京）人，有著名杂剧《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单刀会》等；王实甫，大都人，其杂剧《西厢记》最为成功；白朴，隩州（今山西河曲附近）人，出色作品有《墙头马上》、《梧桐雨》等；马致远，大都人，著名杂剧有《汉宫秋》等；郑光祖，平阳襄陵（今山西临汾附近）人，有爱情杂剧《倩女离魂》等；宫天挺，大名开州人，有著名杂剧《范张鸡黍》等。
前列的戏曲家亦多为著名的散曲家。此外，还有张养浩，山东济南人，有散曲集《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等。
三、文学
这时期黄河流域及北方的文学还是继续发展着的，出现了一些著名文学家及作品。如金代的元好问，秀容（今属山西忻县）人，作有《遗山集》，编有《中州集》。元代有刘因，河北容城人，有《静修集》；萨都剌，定居雁门（山西代县治），著有《雁门集》。
四、宗教
金元佛教、道教盛行。在北方，道教分为三大派，即全真教（也称全真道）、真大教和太一教。其中以全真教尤盛，势力最大。金大定七年(1167年)，王重阳在山东宁海（今牟平）全真庵讲道时所创立。王重阳，咸阳（今属陕西）人。传说于甘河镇（今陕西户县境）遇异人，得修炼秘诀，于是弃妻离子，在终南山一带修道。后住山东昆崳山（今山东牟平东南），在文登、宁海、莱州诸地讲道。教旨以“澄心定意，抱元守一，存神固气”为“真功”，“济贫拔苦，先人后己，与物无私”为“真行”，功行俱全，故名全真。后50年，其徒丘处机为元太祖尊为国师，号长春真人，总领道教，于是到处建立道观。尊王重阳为教祖，元世祖封为“全真开化君”。著有《重阳全真集》、《教化集》、《立教五十论》等。王重阳的徒弟马丹阳，山东宁海（今牟平）人。大定七年与妻子孙不二同拜王重阳为师，后开全真遇仙派，是道教全真道北七真之一。元至元六年（1269年），封“丹阳抱一无为真人”。著有《神光璨》、《洞玄金玉集》等。山西省芮城县的永乐宫，就是元代全真教最典型的寺院。
隋唐到北宋文化
由隋统一南北至北宋灭亡有400多年的历史。这期间，隋、唐建都长安；五代的后唐建都洛阳；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均建都开封。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长期分裂局面，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初唐期间，国家进一步统一，社会稳定，政治、经济又有发展。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中国从唐末以来的混乱局面，促使经济、文化进一步繁荣。总之，隋唐北宋三朝，国势强盛，在民族的进一步大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中，黄河流域呈现了新的活力。
一、科学技术
（一）农业
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是兴盛的。隋朝建立仅12年，就已“库藏皆满”（《隋书·食货志》），“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通典·食货典》）。唐朝建立20年后，隋朝所留库藏尚未用尽。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政府仓储粮食约达1万万石。唐政府因而不断修筑和扩大隋代所兴建的仓窖。从1971年起，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和探查隋唐含嘉仓时，陆续探出该仓的粮窖259个之多，在已发掘的6个窖中，其中一个尚存有大量炭化的谷子，说明当时防潮防腐技术已相当高明。
总结农业科学技术的书籍也大量出现。如隋代诸葛颍撰写的《种植法》，唐代武则天召集文学之士撰写并颁行天下的《兆人本业》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农业著作。《种植法》一书达77卷之多。
（二）治河水利
隋唐北宋的黄河，由于行水年代已久，河患已显著增加。就唐、五代而言，主要的治河活动，诸如武后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在德州、棣州（二州离海已不太远，均在黄河下游北岸）开马颊河，又名新河，是黄河分洪水道；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博棣二州河决的筑堤堵口；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和咸通四年（公元863年）黄河溢，水淹滑州（治白马县，在今滑县东南）城郭．前者开分水河以退洪水，后者移河4里重新筑堤；五代同光二年（公元924年）七月，因曹州（治济阴，在今定陶县西南）、濮州（治鄄城，在今县之旧治）连年大水，进行了堵筑。北宋治河除一般防堵外，还进行了大量的修堤开河活动。河患严重，朝野重视治河，东流北流之争几与北宋相始终。大规模的治河工程连续不断。
北宋沿袭五代的办法，地方官都兼河堤使等职，中央专职官则较前代为多。宋初已规定河堤上要普遍植树，每年春季准备防汛物料，修缮堤防，疏治河道。河工已制定法规。到后期按堤防距水远近分为两类、六等。治黄险段普筑埽工，前期自今河南省孟县以下已有埽工四五十处；后期河道改向北流，元丰四年（1081年）统计有埽工59处。
埽工制作已很成熟，因所在位置及作用分若干类，用以防护险段，又用以堵口。除埽工外，有护岸、截流、挑溜等建筑物，还有木岸、木龙、马头、锯牙、约、软堰、硬堰等等。熙宁六年（1073年）王安石当政，设疏浚六司，试用“铁龙扬泥车法”及“浚川耙”等机械。北宋人对河道水文已有大量知识，把季节性涨水分为10类，对水质及其性质也有分类，对淤淀的土质也有定性分类。
北宋治理黄河积累了大量经验，也有治河专著。但书多已散佚失传，仅沈立《河防通议》的一部分保存在元人沙克什编辑的同名书中。
隋唐五代的农田水利，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关中地区为国都所在，郑国渠仍灌田万顷；隋开广通渠，唐代沿用，相应于两汉漕渠；汉代成国渠唐时仍在，又增修升原渠，其余河渠引洛、引渭、引黄都和汉代规模相仿，而记载较详。汾、沁、丹等黄河支流灌溉之利较汉代为多。唐后期（公元756～907年）在汾水末段尚有引汾灌田1.3万顷的记录。黄河上游河套、宁夏地区，河西走廊，青海等地，唐代水利也和汉代相仿。北宋时河西走廊及宁夏古渠仍继续维修恢复，关中的郑、白渠也仍然是北宋的重要灌区。北宋熙宁年间时放淤更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高潮。黄河、汴河、涑水河、北洛河和海河水系以及山地溪涧均是放淤的水源，地区遍及今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省。
在大兴农田水利的同时，加强了对农田水利的管理。如唐中央尚书省下，设有水部郎中和员外郎，“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总而举之”（《唐六典·尚书工部》）。又设有都水监，由都水使者掌管京畿地区的河渠修理和灌溉事宜。唐朝还制定了关于水利的法律《水部式》，规定关于河渠、灌溉、舟楫、桥梁以及水运等法令。《唐律》中对水利也有明文规定。
这一时期灌溉技术的进步，表现在水车得到推广。如唐太和二年（公元828年），唐文宗令人作水车样，“并令京兆府造水车，散给缘郑、白渠百姓，以溉水田”（《旧唐书·文宗纪》）。至于灌溉工具的发明，在北方有“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的水车等。
隋唐北宋时代是中国水利史上水运最为发达的时期，在黄河流域则表现为隋文帝开了广通渠，自长安至潼关，相当于汉代的漕渠；炀帝开通济渠，自洛阳至淮水，改汴渠为新汴渠。炀帝又开永济渠，自黄河通幽蓟，形成南北运河。北宋对汴河的治理更加着力，引黄、引洛入汴，加强汴河的维修养护，开广济河引菏水等，保证了汴河的畅通，增加了漕运量。当时除用一般船只载运粮物外，还使用了体积大、容量多的双体船，如山东省平度泽河东岸出土的隋代双体木船即是。
（三）天文历法
这时期，天文历法已发展到相当水平。隋刘焯所制定的皇极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刘焯在皇极历中采用定期的方法代替平朔，并创立了二次等间距内插法，用以推定五星位置和日、月食起讫（初亏和复圆）时刻及食分等。还采用定气的方法，来计算日行度数和交令时刻。唐代太史令李淳风又以刘焯的皇极历为基础加以改进，对过去定历时分“有章、蔀，有元、纪，有日分、度分，参差不齐”（《新唐书·历志》）的情况加以统一，简化了计算过程。同时采用朔法，制定了麟德历。这是当时较精密的历法。从此，定朔代替平朔，在后世历法中一直被沿用。
历法的进步又与天象仪器的进步是分不开的。唐太史令李淳风对北魏造的铁浑仪进行了改造，造出一架新型的浑天黄道铜仪。同时写了《法象志》一书共7卷，论述前代浑天仪得失之差。为了使历法更进一步准确，唐玄宗征请隐居在嵩山的僧人一行编制新的历法。一行组织了一批天文学工作者，利用黄道游仪进行观测，取得了一系列关于日月星辰运动的第一手材料。为了使新历法适应于全国各地，一行等人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大地测量。他发明了一种名为“复矩图”的测量仪器，供测量之用。经过几年的准备，于唐玄宗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写成大衍历稿，同年去世。大衍历以刘焯的皇极历为基础，加以发展，共分7篇，内容结构都很系统，表明中国古代的历法体系已经完全成熟。北宋姚舜辅等人经过观测研究，制定纪元历，沿用了300多年的唐代一行的观测数据才为新的观测结果所取代。
（四）冶炼
这一时期，钢铁及有色金属冶炼，已发展到了加强构件之间联系。考古学者在试掘唐乾陵墓道时发现，墓道全用石条筑砌，石条之间用铁栓板固定并用铅灌铸以固隙。由于冶铸业的进步，大型的铸件也随之出现。据《集异记》记载，隋代的澄空曾在晋阳（今山西汾西县）铸成高达70尺的铸铁佛像。唐武则天时，用铜铁200万斤，在洛阳铸造“天枢”，高达105尺，“冶铁象山为之趾，负以铜龙”，“趾山”周长170尺、高2丈（《新唐书·武则天传》）。中国现存最早的特大铸件首推五代时期铸造的沧州大铁狮。铁狮高达15.9尺，长20.4尺，宽约9尺，上有“大周广顺三年铸”，“山东李云造”的铭文，重量估计在10万斤以上。北宋初年铸造的河北省正定县隆兴寺铜像，高7丈3尺，重10万斤以上，分7次铸接而成；铜像当中用7条熟铁柱，高64尺（埋入土中6尺），每条铁柱用7条“铁笋合就”，上面用“铁蛇固定”（《正定县志》卷15）。这些创造反映了当时造范和合铸技术已相当高明。
对小型金银器饰的加工精巧，造型优美，也一直为后人所赞颂。现存的唐代金银首饰数量很多，仅1970年在西安何家村（唐长安城兴化坊旧址）出土的唐邠王府的窖藏中，金银器就有270件。这些玲珑剔透的金银器饰，不仅向人们说明了当时使用简单车床的切削、抛光以及焊接、铆、镀、刻凿等工艺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而且大量质地优良的银器的出现也向人们表明当时冶银术的进步。
（五）建筑
这一时期的建筑，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六月，隋文帝令建筑学家高颎、宇文恺等人在长安城东南的龙首山南面平原上兴建大兴城。其规模之大及规划之严整，是当时世界上所仅有的。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令建筑学家杨素、宇文恺等营造东都洛阳城，工程于第二年完成。唐代长安城是在隋朝大兴城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宋代东京（今开封）．是座南北略长的长方形都城，在城市建筑上打破了唐代里坊和夜禁的制度，在城防工程上，已发展到了纯熟和高度发展的阶段，是10至12世纪间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宫殿建筑如唐代长安的大明宫，整体建筑布局规正严密，左右对称，主从分明，规模十分宏伟。木结构建筑到了北宋，已向标准和定型方向发展。这些大型的都城建筑，为后世城市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北宋李诫，在作试将作少监期间，用6年时间编写了《营造法式》一书，对历代工匠传留的经验以及当时的建筑技术成就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是当时中原地区官式建筑的规范，对后世建筑技术有相当大的影响。此外，这时期的木结构塔和砖塔也应运而生。前者因历时久远，至今都已不存。后者如唐代长安香积寺塔、醴泉香积寺塔、嵩山法王寺塔、蒲城梵彻寺塔，北宋时开封的祐国寺塔等都相当有名。
（六）陶与瓷
这时期的陶器在工艺技术上达到了新的水平。唐代以黄、绿、蓝、褐、紫等多种颜色为主要釉色经熔烧而成的陶制品，俗称“唐三彩”，举世闻名。从考古发掘的材料看，三彩盛行于西安和洛阳两古都，而推及到山西、甘肃各地。目前发现的唐三彩产地的窑址有河南巩县窑，陕西铜川也有发现。宋朝的瓷器更为出色。河南临汝窑为宋朝北方著名瓷窑之一。窑址分布在今河南临汝县、宝丰县境内，以严和店窑为代表。临汝宋属汝州，亦称“汝窑”。临汝窑产品以食具为大宗，瓷器品种以青釉瓷为主。装饰大部分以青瓷饰以印花，刻花极少。耀州窑亦为宋代北方重要产瓷区，以今陕西省铜川黄堡镇窑为中心。因铜川旧称铜官，宋属耀州，故名。耀州窑产品以生活日用品为大宗，品种以青瓷为主，兼有酱釉、黑釉、窑变黑釉及白瓷。耀州窑的装饰以刻花、印花为主。钧窑为宋代北方五大名窑之一。瓷窑遗址在今河南省禹县。主烧生活日用的天蓝、月白釉器兼烧白地黑花、红绿彩等品种。定窑是北宋五大名窑之一。窑址在今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及东西燕山村。曲阳县宋属定州，故名。产品多为生活日用器具，瓷器品种以白瓷为主，兼烧青釉和少量黑釉、彩釉及绿釉瓷。装饰以风格典雅的白釉刻、划花和白釉印花为主。还有白釉剔花和金彩描花。是民间窑。北宋官窑，以开封的官窑为其代表。以宫廷用瓷与陈设瓷为主，装饰及烧制工艺与汝窑基本相同。
（七）纺织
纺织技术在唐代已很有名，诗人白居易《新乐府》中的《缭绫》篇，就是以洛阳、浙西的缭绫为背景而写的。唐代绫的产量相当高，许多州郡均以绫作贡品，仅见于《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就有24处之多。唐绫大约都是以变化斜纹为主或花纹组织而织成的织物，特别开始追求大花纹的艺术形式，出现了所谓的“可幅盘绦缭绫”，花回循环与整个门幅相等。花纹大而复杂，加织点少，美感、手感和光泽都很好，是很有价值的艺术实用品。
（八）数学
这个时期的数学在前代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持续向前发展。隋代由国家在国子监中创立算学，进行数学教育，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首创，在世界史上也是少见的。主要课程有：《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邱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缀术》、《缉古》等10部算经。到唐代为满足数学教育的需要，唐高宗曾令李淳风与算学博士梁述、太学助教王真儒等注释《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10部算经。这也才使得10部算经能流传至今。北宋数学家贾宪，曾撰《黄帝九章细草》等书。他的“开方作法本源图”的出现，比德国的帕斯卡三角形早600年，是有突出贡献的数学家。
（九）医学
隋唐的医药机构已较为完善，其规模不但为中国前所未有，也是当时世界上所仅见的。当时的医药机构由门下省统尚药局，负责宫廷中的医药事务，由太常寺统太医署，掌管政府中的医政事务。隋时太医署有200多人，唐时有300多人。医药教育制度，唐时已相当健全。除传统的个人之间的传授外，国家也采取措施，在太医署设医学，分科招收学生，置博士和助教进行教授，考试后录用。隋唐对医学的研究较为重视。隋太医博士巢元方等受命编著的《诸病源候论》，全书50卷，分67门，1720论，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的病因、病理和症状，是中国历史上内容最丰富的探讨病因病理的一部专著。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九月，玄宗曾制《开元广济方》5卷，颁行天下。天宝五年（公元746年）八月，敕郡县长官就《开元广济方》选取切要者，于村坊要路处榜示宣布。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二月，德宗制《贞元集要广利方》5卷，计586方，颁行州府，散题于大街通道上(《玉海》卷66)。显庆二年（公元657年）．由中央政府组织苏敬、孙于忌、许存嵩、李淳风等22人集体编修了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修本草》，内容包括本草并图经，共54卷，分药图、药经、本草三部分，收载药物844种。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由国家颁行的最早一部药典。唐代药王孙思邈所著的《千金方》内容包括中医基础理论和临症各科的诊断、治疗、针灸、食治、预防、卫生等，并把妇科病和小儿护理放在重要位置。对本草、伤寒、中风杂病、疮痈等记述也很突出。这部著作在中国医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宋代本草，第一部是开宝六至七年（公元973至974年）．刘翰、马志等奉敕以唐《新修本草》和《蜀本草》为据修成的《开宝本草》21卷，载药物共983种；第二部是宋嘉祐二年(1057年)，苏颂等在《开宝本草》的基础上，奉敕修成的《嘉祐本草》20卷，所载药物增至1082种。又仿唐《新修本草》附“图经”的作法，由皇帝下诏，命令各地州郡绘该地所出产的药草送到开封。最后由苏颂将之整理而编纂成一部《图经本革》。
（十）化学
炼丹术和化学的发展，到了这时期尤其是唐代有明显的进步。唐代帝王因自己姓李，便以老子李聃为始祖，把老子封为玄元皇帝，把道教奉为国教，不少炼丹的道士出入宫廷，成为帝王的座上客，炼丹术便在封建统治者的支持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不少著名炼丹家和炼丹著作。孙思邈和他的学生孟诜，既是杰出的医学家又是有名的炼丹家。开元年间，唐玄宗李隆基下令当时的道观搜集道教的典籍，汇编成《三洞琼纲》共3700多卷，是为《道藏》的开端，是研究炼丹术中化学知识的珍贵资料。
（十一）地学
隋唐北宋王朝对编纂全国性的地理著作以了解掌握各地山川、物产、户口、风俗等情况较为重视，因此地理著作大量出现。其中以唐太宗子魏王泰、贾耽、李吉甫、玄奘、乐史等人的著作较有名。魏王泰所主修一统志《括地志》550卷又序略5卷。贾耽所撰为《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以及他于公元785年奉唐德宗之命着手绘制并于公元804年完成的全国地图——《海内华夷图》。李吉甫所著为《元和郡县志》54卷。玄奘所著为《大唐西域记》12卷。北宋乐史所著为《太平寰宇记》200卷。
（十二）火药
火药在7世纪发明以后，到了宋代在军事上得到实际应用。据《宋史·兵志》记载，北宋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兵部令史冯继昇进火箭法。制作此种武器，在药物成份上应有比较合理的定量配比。曾公亮等编著的《武经总要》，对火药的各种成份以及制造等方面有详细的记述。
（十三）印刷术
印刷术在这时期被发明并有很大进步。唐末至北宋主要是木刻印刷。7世纪中叶“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冯贽的《云仙散录》引《僧园逸录》）。1966年在韩国发现木刻陀罗尼经，约刻于公元704至751年间，为目前发现最早印刷品。据有关学者研究，认为该经是在西安翻译和刻印的。还发现西安印制的民间日历残片和医药书《新集备争灸经》。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公元931年）“敕令国子监博士儒徒，收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向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秩刻印板，广颁天下”（《五代会要》）。到宋代的雕版印刷术更加发展，趋于鼎盛。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在世界印刷史上是一件伟大的创举，它的影响十分深远。
二、艺术
（一）绘画、书法、雕塑
1．绘画。这时期，中国绘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隋代画家，渤海（治今山东阳信）人，任朝散大夫、帐内都督的展子虔，善画台阁、人物、鞍马，尤长宫观台阁和山水。人物的描法甚细，以色晕开面部，神采如生，为唐代人物画法开辟了途径。他的《春游图》，金碧设色，景物秾丽，山峦树石空钩无皴，是一幅有名的山水画。展子虔和唐画家、阳翟（今河南省禹县）人、玄宗时曾任内教博士、在宫廷作画的吴道子，均擅画佛教和道教人物画。落笔磊落、势状雄峻，生动而有立体感。在甘肃敦煌、天水麦积山等地石窟中的精美壁画，就有一些还保留着当时绘画的基本风貌。唐代大诗人王维也很重视用水墨晕染和勾画结合的办法作山水画。晚唐五代的“荆关董巨”四画家，特别是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关同和沁水（今属山西）人荆浩二杰共同创造出山水树石等题材的众多表现手法。北宋画派代表人物李公麟，官至朝奉郎。擅画人物、佛道像，吸取历代流派之长，自成一格；多用线描，笔法如行云流水，而不设色，生动地表现了对象的神情意态，人称“白描”。北宋的山水画以李成、范宽最有成就。前者笔势锋利，墨法精致，好用淡墨，时称“惜墨如金”；后者下笔雄强老硬，山多正面，而折落有势。屋宇笼染黑色，称为“铁屋”。还有米芾及其子友仁的山水画，多用水墨点染，突破了勾廓加皴的传统技法，开创独特风格。
风俗画以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最为杰出。他以真实生动的笔工，画出节日时开封郊外和城内的景象。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优秀风俗画。
花鸟画在宋代也很优美。宋徽宗赵佶本人就很善于此道。他绘画重视写生，观察入微，以精工逼真称著。他曾指出画孔雀欲飞先抬右脚是不对的，孔雀起飞都是先举左脚，令众画家惊骇信服。相传他用生漆点鸟睛尤为生动。
唐宋发展了由三国晋南北朝创始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技艺。苏轼不仅高度评价这种体裁的艺术造诣，而且在他的画中，如《竹石图》、《古木怪石图》等就体现了这种精神。
此外，以“描法”的表现方法及其高超的艺术魅力称世的唐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官右相的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步辇图》和京兆人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拣练图》等是人物画中最著名的珍品。长安人韩滉的《五牛图》则是动物画中的精品。
2．书法。唐代是书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官至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的欧阳询，官至秘书监的虞世男，世称褚河南的褚遂良，官至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的薛稷等，后人称为唐初四大书法家。尤其是欧阳询，字的结构已到了十分精严的程度。薛稷书师褚遂良，有“买褚得薛，不失其节”的谚语。中唐时的书法大家有官至吏部尚书的颜真卿。他的正楷端庄雄伟，气势开张；行书遒劲有勃，古法为之一变，开创了新风格，人称“颜体”。晚唐书法家有官至太子少师的柳公权，笔法骨力遒健，结构劲紧，自成面目，与颜真卿并称“颜柳”。五代时期书法家，有官至太子太保的杨凝式，工颠草，笔势雄杰，变化多姿。北宋书法家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为代表。苏轼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黄庭坚擅行、草书，自成风格。米芾行、草有“风樯阵马、沉着痛快”的评语。蔡襄书法参用飞白法。
北宋从皇帝到士人，对书法都很热衷。宋徽宗赵诘的“瘦金书”，个性鲜明，颇有影响。其他如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等也都有很高的书法造诣。
3．雕塑。唐俑的成就体现在三彩俑上，是这一时代的代表作。这些俑造型准确，在表达神情、动作上异常成功。尤其是那些镇墓俑、骑马俑、舞女俑等，最能说明唐代俑的成就。还有车马仪仗、家居娱乐、辟邪压胜等造型，塑造得也很好。三彩俑在黄河流域发现较多。值得一提的是，陕西醴泉东北九嵕山，唐太宗昭陵的六匹骏马的雕像，均雄劲有力，高度体现了中国古代雕塑的艺术水平。
唐代的石刻造像大量发现在石窟中。今甘肃省永靖县炳灵寺石窟，唐代开窟造像最多。造像以佛教像为主，丰满健美，生动活泼，特别在表达微妙的神情和造型的完美方面，达到纯熟和自如的程度。位于今甘肃省西峰市覆钟山下的北石窟寺，在唐代开龛造像兴盛。造型活泼、准确，雕技高超。位于今河南省巩义市的巩县石窟寺，有一个唐乾封年间（公元666～668年）开凿的千佛龛（俗称千佛洞），雕饰精美，反映了初唐雕刻的技艺。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城南的龙门石窟，隋代只有若干小龛，而唐代的骤多。雕像精彩洒落，气韵生动，堪称一绝。位于今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东麓的莫高窟，隋唐也处于鼎盛时期，窟形多样，造型浓丽丰肥，曲眉丰颐，写实手法高超。五代、北宋时继承晚唐的规范，位于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柳埠镇东北白虎山东麓的千佛崖造像，佛像绝大部分面形丰满秀丽，衣纹线条流畅，圆刀、平刀兼具，刀法犀利。位于今山东省青州市西南的驼山石窟，隋代造像刀法圆润，彩绘颜色仍存，具有隋代造像特点。唐代开窟造像风格，在此窟中也得到反映。
（二）音乐、舞蹈、杂技
1．音乐。隋朝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一方面，它继承了汉以来相和曲、清商大曲的乐舞传统，同时也接受了汉族音乐与西域音乐几个世纪间长期并存共同繁荣的局面。两相交融，使宫廷“燕乐”得到空前的发展。已置有7部乐，即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不久又增加了康国伎、疏勒伎两乐部，扩为九部乐。唐代增“高昌伎”又扩为十部乐。其中“燕乐”阵容，乐器有玉磬，方响，拍筝，筑，卧箜篌，大、小箜篌，大、小琵琶，大、小五弦，吹叶，大、小笙，大、小筚篥，箫，铜钹，长笛，尺八，短笛，毛员鼓，连鼗，桴鼓，贝。参与演出的乐工29人，歌者2人，舞者20人。唐代歌舞大曲的高超水平，诗人白居易在著名的《霓裳羽衣歌》中作了动人的描述。
为了适应宫廷“燕乐”的需要，唐王朝建立了庞大的音乐管理机构。太常寺是掌管礼乐的最高机关。大乐署、鼓吹署不单兼管雅乐、燕乐，还主管音乐艺人的教育与考核，从中选拔人才。唐代宫廷著名的歌手许和子、念奴等都是以其独特的艺术风采垂名后世的。
在“洛阳家家学胡乐”的唐朝，器乐演奏人才辈出。如琵琶演奏家段善本与康昆仑在天门街彩楼上以技艺决胜负的故事，历来为人称道。还有王麻奴与尉迟青将军在京城竞奏筚篥的故事，脍炙人口。据载，唐玄宗李隆基皇帝就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民间的音乐歌舞也很盛行。
宋朝之后兴起的“诸宫调”。其唱腔独特，它取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成短套，首尾一韵。再用不同宫调的许多短套联成长篇，杂以说白，以说唱长篇故事。因用琵琶等乐器伴奏，故亦称“搊弹词”。
有历史记载的乐谱是宋代姜夔所作的《白石道人歌曲》17首。今著名音乐史家杨荫浏先生参照现今仍在流传的西安鼓乐谱系统，并在研究古代乐律、宫调理论的基础上，译成现代乐谱，使它重新变成活的音乐。
这时期的音乐著作，主要有宋朝陈旸花40年时间著成进献给宋徽宗的《乐书》。
2．舞蹈。隋唐的“燕乐”泛指为宫廷宴舞，以其规模之大小可分为“立部伎”（堂外演出，大型群舞）与“坐部伎”（堂内演出，小型节目）。如大型武舞《秦王破阵乐》，儿童群舞《庆善乐》，大型舞队排字舞《圣寿乐》，以及小型舞蹈《长寿乐》、《天援乐》等。歌舞“大曲”则是由歌、舞、乐多段体组合的乐舞套曲，尤以《霓裳羽衣舞》最为有名。北宋的宫廷乐舞，有数十种乐器相互配合的伴奏队。民间舞蹈也非常活跃、兴旺，它与民间的宗教祭祀、农闲娱乐结合起来，成为民俗民风的组成部分。宫廷乐舞与民间乐舞相互渗透、影响，此起彼落，交错现展。
3．杂技。宫廷杂技与乐舞结合，并影响民间，是唐代杂技艺术的一大特色。
唐太宗李世民亲自指导排练的《秦王破阵乐》是唐代极有名的大型乐舞。前列战车，后列战阵，其中的武技与马术即与杂技相通。唐代“载竿”之艺极高，有“爬竿”、“顶竿”、“车上竿戏”、“掌中竿戏”等不同内容。《独异记》中记载了一位三原（今属陕西）女艺人能头顶长竿载18人而来回走动。宋代之前百戏包括杂技、歌舞等各种技艺，至宋百戏成为杂技的专称，而其中有许多分类成了杂技艺术本身的体系。宋代皇帝寿诞和宣赦大典时，也用杂技百戏演出，使用的是“诸军百戏”。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的“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就是记载宋徽宗赵佶在首都开封观赏的一场杂技演出。其中有“上竿”、“打筋斗”、“蛮牌”、“抹跑变阵子”、“板落”、“抢锣”、“硬鬼”、“舞判”、“哑杂剧”、“歇帐”等。因为诸军百戏艺人多来自民间，他们名列军籍，平时并不穿军服，也到民间卖艺，这就推动了民间技巧艺术的发展。北宋的汴京（今开封）等大都市里出现了群众游艺场所“瓦肆”，或称“瓦舍”。在这些演出场所经常演出的，既有以语言艺术为主的“说话”、“说唱”、“杂剧”、“院本”等表演艺术，也有以形体技巧为主的杂技艺术。
三、文学与史学
文学艺术空前繁荣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古典诗歌到了唐代已发展到炉火纯青的成熟时期，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李贺、李商隐等不仅名噪京都，而且誉及全国。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被誉为唐宋八大家。
在史学上，从唐贞观开始，命文臣纂修本期历史和前代国史，由宰相监修。唐代的史书共成书6种，即房玄龄等所编的《晋书》（由于李世民曾给宣帝、武帝二纪及陆机、王羲之二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又题御撰）；姚思廉等编的《梁书》及《陈书》，李百药等编的《北齐书》，令狐德棻等编的《周书》和魏征等编的《隋书》。其后，李延寿撰《南史》和《北史》，刘知几撰《史通》，杜祐撰《通典》。宋代史学名作当首推司马光编的《资治通鉴》，这是一部有深远影响的编年体巨著。
唐、宋的书院是造就人才、活跃学术思想的阵地。不少有名学者讲学期间，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研究儒家经籍为主，间亦议论时政。北宋最有名的四大书院，其中就有今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和今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
四、哲学
佛教、道教得到隋唐王朝的提倡，唯心主义继续泛滥，从反面也刺激了唯物主义的发展。唐代唯物主义思想家柳宗元、刘禹锡等最为杰出。柳宗元的《天说》、《答刘禹锡书》、《天对》和刘禹锡的《天论》上、中、下三篇，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北宋的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正统理学，逐渐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而当时重要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则提出相反的观点，把唯物主义自然观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隋、唐、北宋时期中外交往和科学技术交流极为频繁。隋唐长安、北宋开封，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中国与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这里汇集着各国的使节、商人、留学生、僧侣、学者和艺术家，以及王侯和官吏。他们带来了本国文化，带回了中国文化，使辉煌灿烂的隋唐、北宋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也使中国文化的影响远及异域。传入亚洲的文化如哲学、文学艺术、佛学、医学、数学、天文历法、建筑、手工业技术以及政治、法律甚至风俗习惯等。
三国晋南北朝文化
三国、晋、南北朝，中国处于分裂局面，但各政权在初建伊始，或多或少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恢复生产，使得在战争间歇期间，出现了生产恢复和经济繁荣的景象。曹操为了解决军食民需，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发布了“屯田令”，开始在“许下屯田”。接着在曹操势力所及的关中和其他州郡，一般设立屯田官，招抚流亡，建立了一套管理制度。经过努力，遭受战争破坏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起色，为曹操击败袁绍、乌桓，全部统一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起到了很大作用。北魏在统一北方后，也比较重视农业生产，孝文帝在农业上进行改革，使北方大量的荒地被开垦，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所以，中原地区的原有文化传统没有中断。
魏、西晋、北魏都在或曾在洛阳建都，西魏、北周在长安建都，东魏、北齐在邺建都，黄河流域仍然保持着中心的地位。文化和科学技术也在秦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并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
一、科学技术
（一）农学
这时期黄河流域农业生产及耕作技术都有了提高。北魏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齐民要术》所讨论的地区范围包括现在山西东南部、河南中南部和北部以及山东等地。这些地区大都位于黄河中下游，气候干旱少雨。对如何在干旱地区整地、中耕、保墒，如何保护、提高地力等，书中都有精辟的叙述。《齐民要术》对黄河中下游地区水稻的栽培技术也都作了详细的记述。此外，《齐民要术》还反映了中国古代丰富的生物学知识。此书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北方农业体系的成熟。
（二）治河与水利
魏晋之际，对黄河和汴河进行过两次较大的治理。一次是在魏黄初大水之后，汴口石门被冲毁，黄河、济水不断泛滥。为使洪水有所约束，正始间邓艾写了《济河论》，提出治理意见，并重建了东汉时的石门工程。晋武帝时，汴口又被黄河水“浸坏”，傅祗出任荥阳太守，组织人力在汴口兴修了一道沈莱堰，使黄河水有控制地进入汴水和济水，平息了水患。这时期对治理黄河还有一些卓识与建议，从分析洪水泛滥的原因入手，提出具体的治河方法，并对施工计划、组织领导、治河后的作物安排都有具体意见。此外，还有华峤的“浚导河渠，巡禹之旧迹，置都水官”的建议（见《晋书》本传）；傅玄的将河堤“分为五部，使各精其方宜”，重用“精练水事”的河堤谒者石恢的一系列意见（见《晋书》本传）等。
这时期，虽然处于割据分裂状态，但各政权也因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需要，在农田水利、航运上做了工作。曹魏水利，在曹丕代汉后的几十年中，由于蜀、吴两敌当前，军队供应的迫切需要，曹魏对屯田仍然比较重视，并积极兴修了一批水利工程。青龙元年（公元233年），在关中地区除重修了汉时的成国渠，自陈仓（今陕西宝鸡东）至槐里（今陕西兴平）引汧水灌田外，还在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引洛水“筑临晋陂”以灌田（《晋书·食货志》）。此后，又在黄淮之间大兴水利。正始三年（公元242年）司马懿“奏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溉东南诸陂”（《晋书·宣帝本纪》）。正始四年（公元243年），司马懿又在浚仪（今开封）之南，“修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晋书·食货志》）
在开发西北和黄淮水利以前，河内郡野王县（今河南沁阳市）典农中郎将司马孚还在黄初六年（公元225年）前后，重整了汉代开发过的引沁灌区。
北魏时，在西北重镇薄骨律（镇治在今宁夏灵武县西南），由镇将刁雍主持，在黄河西岸开新渠40里，修旧渠80里，修建一处引黄河水的大型灌区。这一大型灌区大约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以下的黄河西岸。整个工程不仅修有100多里的渠道，而且因地制宜增修了拦河坝，保证了灌溉用水。因为这条渠建于艾山附近，故称此渠为艾山渠。
西魏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在关中引泾河水重开白渠。大统十六年，在今富平县造富平堰开渠引水注入北洛河。北周保定二年（公元562年），在今山西永济县开河渠，今陕西大荔县开（修）龙首渠扩大灌溉面积。
曹操对航运的开发很重视。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曹操行军至浚仪（今开封）．在浚仪与睢阳（今河南商丘）之间治睢阳渠（即汴渠之一段），引黄河水沟通黄河和淮水的联系。建安九年，曹操率军渡过黄河进攻袁绍余部，在淇水入黄河的地方，修枋头堰，“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建安十一年，曹操远征北方的乌桓，派人“凿渠·自滹沲入泒水，名平虏渠。又从洵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建安十八年，曹操为了改善他的封地邺的交通条件，“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此段引文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在曹丕和司马懿父子的主持下，魏于黄河之南、淮河之北又修了贾侯渠、讨虏渠、广济渠等，既可灌溉，又能通航，更加密切了黄河和淮河水系的联系。
此外，司马懿于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司马炎于晋泰始三年（公元267年），还曾两次组织数千人，在陕州整治了黄河三门峡险滩，疏通运道。晋泰始十年（公元274年），司马炎鉴于三门峡航运困难，在今陕县南山选择谷地开渠，把黄河水引向山南的洛水中，使来往于京都和关中的船只避开三门之险。由于《晋书》记述过于简略，从什么地方开渠，河、洛在何处相会，施工情况如何，是否完成了这一工程，都没有确切记载，今天已无从查考了。此外，晋燕、晋秦在黄河、淮河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为了保证供应，除利用黄河水系和其他天然河道运兵运粮外，又整修和开凿了一些新的运渠。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命薄骨律镇将刁雍在黄河中游开辟了从薄骨律到沃野镇（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南）的黄河航道。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为疏通河、汴航道，又大修渠堰。终魏之世，河、汴的航运一直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天文历法
三国晋南北朝时期，在天文历法方面取得了新发展。北齐天文学家张子信，是中国古代关于太阳和五星视运动不均匀性现象的最早发现者，这是古代天文学史上继岁差现象发现之后的又一划时代的发现，对后世历法的改进产生了深远影响。今甘肃一带的北凉人赵（匪欠），在元始历中第一次打破了旧闰法，而提出3600年中有221个闰月的新闰周，使回归年和朔望月之间关系得到调整。后来祖冲之在大明历中更提出了每391年设置144个闰月的闰周，得到了更为精密的结果。
天文历法中的新发现与这时期天文仪器的进步是分不开的。西晋太史令陈卓综合前人的工作，绘制了圆型盖天式星图，而使星图定型化。陈卓的工作成果，一直为后人所沿用。北魏永兴四年（公元412年），在晁崇和斛兰主持下，铸成了历史上唯一的一台铁制浑仪，底座上设有“十字水平”，以校准仪器安装。这是中国历史上利用水准仪的开端。
（四）冶炼、鼓风
这时期用生铁和熟铁合成炼成钢，是炼钢技术上的新突破。北齐的綦毋怀文用灌钢法造宿铁刀，这是一种铸铁脱碳、生铁炒炼不同的新型制钢工艺。灌钢法在坩埚炼钢法发明之前，是一种先进的炼钢技术，对后世有重大的影响。鼓风技术也随着炼钢技术的突破得到推广。三国时魏国的韩暨在官营冶铁工场中推广应用水排，计其利益比马排、人排增加了3倍，提高了生产效率，为后代所流传使用。
（五）纺织和农田水利机械
马钧对纺织和农田水利等机械的改进创新，是这一时期机械制造的新成就。他最突出的是改进织机和发明（或改进）翻车。他把以前织绫用的笨拙而效率低的旧织机改造成操作简便能提高生产效率的新织机。新绫机的推广应用，促进了丝织业的发展。他所制造的翻车是以东汉毕岚的翻车为借鉴，创造出农业排灌的龙骨水车，迅速得到推广。在近代水泵发明之前，翻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提水工具之一。此外，马钧还制成了久已失传的指南车，改进了汉以来的连弩和发石车等。
（六）建筑
这时期佛教的盛行，导致了寺院建筑的大量出现。这些寺院建筑布局是在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基础上，引进了印度寺院建筑格局，如增加了佛塔建筑等。寺院有：前秦永兴年间（公元357～358年）建于今山东省长清区东南方山之阳的灵岩寺，北魏神瑞元年（公元414年）建于今山西省长子县城东慈林山的慈林寺（现名法兴寺），北魏孝文帝时建于今山西省五台县城东佛光山中的佛光寺，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建于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北清凉山南麓修定寺遗址的天城寺，北魏永平至正光年间（公元508-525年）建于今河南省登封县城西北的嵩山南麓的嵩山寺，北魏时建于今河南省汝州市东北风穴山下的风穴寺，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建于洛阳的永宁寺，有9层浮屠。据《洛阳伽蓝记》所载，高达1000尺，是当时佛教世界的最高佛塔，北魏末建于今山西省浑源县城南翠屏山峭壁间的悬空寺，北齐天保年间（公元550-509年）重建于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悬瓮山麓的晋祠，北齐天保年间建于今山西省晋城东南硖石山腰的硖石寺（是现在青莲寺的下寺），北齐皇建元年（公元560年）建于今山东省济宁市的崇觉寺，等等。
佛教建筑的另一种类型是石窟寺。它是依山崖陡壁而开凿出来的洞窟，工程浩大，雕刻精美。如由前秦始建经北魏、西周扩建的今甘肃省敦煌市东南鸣沙山东麓的莫高窟，西秦始建经北魏扩建的今甘肃省永靖县西南刘家峡水库的大寺沟西岸的炳灵寺，由后秦始建北魏扩建的今甘肃省天水市东的麦积山的麦积山石窟，北魏孝文帝时建于今河南省巩义市孝义镇东北寺湾村东的巩县石窟，北魏太和年间（公元477-499年）始建于今宁夏固原西北须弥山东麓的须弥山石窟，北魏开凿于今山西省大同市西部武周山南麓的云冈石窟，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建于今河南省洛阳市城南龙门伊水西岸峭壁及东山头道桥沟、二道桥沟及万佛沟等处的龙门石窟，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公元509年）建立今甘肃省西峰市西北覆钟山下的北石窟寺，北周末年始凿于今山东省青州市西南的驼山主峰南崖壁上的驼山石窟，北朝建于今陕西省彬县城西的清凉山上的大佛寺石窟（原名庆寿寺），等等。
（七）数学
这时期的数学以刘徽最有成就。他著的《九章算术注》和《海岛算经》，是数学上的宝贵遗产。他不仅对《九章算术》中的大部分算法一一予以论证，同时还创立了“割圆术”等若干新的算法。《海岛算经》又称“重差”，则是中国古代关于测量数学的重要著作。
（八）医学
在两汉的基础上，这时期中国传统的医药学进入一个广泛总结整理的阶段，出现了大量医药著作。王叔和所著的《脉经》和皇甫谧所著的《针灸甲乙经》较有影响。王叔和精研医学重视诊脉，收辑前代诊脉文献，结合自己的体会，编成《脉经》10卷，是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又辑集散佚的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并加以整理，使这些医学文献得以保存。皇甫谧《甲乙经》一书，乃根据《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等书，结合个人的治病心得著成。
（九）地学
地理著作和地图集的大量涌现，是这个时期的又一特点。与黄河有关的如晋初挚虞所著的《畿服经》，西晋裴秀编制的《禹贡地域图》，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等。
郦道元先后在今山西、河南一些地方任地方官，对当地的地理情况进行考察和详细记录，他还博览群书把历史上的地理变迁尽可能地记下来。《水经注》计40卷，记述的河流水道增加到1252条，注文20倍于《水经》原书，约达30余万字，所引用的文献470多种，还转录了不少碑刻材料，是一部颇具匠心之作。裴秀在总结前人制图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确立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理论——六条原则，即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裴秀提出的这些原则，是绘制平面地图的基本科学理论，一直影响着直至清代时的传统制图学。
二、艺术
（一）绘画、书法、雕塑
1．绘画。从西晋开始，许多画家不再满足于实用的装饰画与史迹的图解，开始重视形象的细致描绘。更应看到的是，印度佛教的传入，对中国绘画的影响巨大。大量佛教绘画的传入与兴建佛寺的需要，使画家们有了重新学习与创作的用武之地。在黄河流域有西晋人卫协和张墨，北齐人曹仲达，北周人田僧亮等，都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卫协所画的佛教人物与肖佛冠绝一时。
2．书法。这时期书法也有相当高的造诣。尤其是北魏造像刻的造像记。“龙门二十品”当属上乘之作，其书法方峻雄强，颇多变化。其他又如三国曹魏时，于正始二年（公元241年）刊刻的《正始石经》（又名《魏石经》、《三体石经》），原立于魏都洛阳太学门外西侧（遗址在今河南省偃师县佃民乡），它是由古文、小篆、汉隶书三种字体书写的。北魏永平四年（公元511年）刻的《郑文公碑》，上碑在今山东省平度县天柱山最高处，下碑在今山东省莱州市云峰山。书法雄浑磅礴、落落穆穆。北魏正光三年（公元522年）立，现存于山东曲阜孔庙的《张猛龙碑》，字体严谨，富于变化，用笔方正雄强，但毫无拘谨板滞之感。被康有为誉之“榜书之宗”的铁山、岗山摩崖石刻，在今山东省邹县县城西北。铁山刻石字体以隶书为主，间用篆势，杂以草书，用笔方圆兼施，以圆为主。岗山刻石，大字多以方笔结体，以楷为主，间有隶意，行笔多露锋，小字则圆润端秀。北魏、东魏、北齐分别于今山东省莱州市和平度县云峰、天柱山刻的云峰山、天柱山摩崖石刻，书法或端庄雄浑，或纵横高迈，上承篆隶遗绪，下开隋唐书风。
3．雕塑。佛教的传入，造像活动也随之产生。北魏黄河流域的石窟寺造像在今甘肃、河南、山西、陕西、山东等省均有发现。其中以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和山西大同云冈石窟造像为其代表。龙门石窟的造像，面容清秀、两肩削下，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的新风格，符合中原汉民族的特色。而云冈石窟造像，受外来造像风格（尤其是印度）的影响，面形圆润，深目高鼻，两肩平阔，以及身着偏袒右肩通肩大衣服饰。
（二）音乐、舞蹈、杂技
1．音乐。魏晋时期在音乐上正酝酿着新的变化。在北方随着各少数民族内徙和佛教的流传，中亚、天竺等国的音乐与曲项琵琶、五弦琵琶、羯鼓等乐器大量传入中原。这时又因为时代动荡，大批文人于世事失意而寄情于酣酒赋诗、弹琴论乐之中。他们精通音律，在音乐史上做出了贡献。“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曾作琴曲《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并著有《琴赋》和《声无哀乐论》等音乐论著。“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曾作琴曲《酒狂》，有音乐论著《乐论》一篇。还有“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以妙解音律，善弹琵琶著称。
2．舞蹈。随着西汉政权的崩溃，兴盛100多年的乐府被黜。到了西晋太康年间乐舞也曾有过发展。但南北战争使大批舞伎流落民间，客观上促进了舞蹈文化的普及与民族文化的交融。使传统舞蹈注入新鲜血液。《清商乐》就是西晋时俗舞的总称。
3．杂技。曹操父子统一北方，保存了汉代杂技百戏。曹操对于善于幻术奇技的方士之流人物都尽量搜罗。魏明帝曹叡又于青龙三年（公元235年）在洛阳宫建总章观，命博士马钧作司南车，水转百戏。
三、文学
汉末魏初是诗歌发展史上一个崭新时期。在黄河流域，涌现出的建安诗人中，曹操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作者，并以他的身份推动过建安文学的兴盛。曹操的儿子曹丕、曹植的诗也很有名。还有“建安七子”中的王粲、陈琳以及著名女作家蔡琰（蔡文姬）等人的诗作，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北朝民歌，由于地理环境和人文条件的关系，也很有特色，刻划了黄河流域北方边疆的社会生活和民族风貌。如《敕勒歌》、《木兰辞》等，尤其是《木兰辞》更为知名。
整个三国晋南北朝的散文不发达。但北朝却出现了两部与黄河流域有关且很有价值的著作《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它既是地理著作，也是优秀的散文作品。
三国晋南北朝的文学评论也在黄河流域发展起来。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评论史上重要论著之一。
四、哲学
此时期玄学的产生，并与逐步取得正宗地位的道教和佛教相结合，成为当时封建统治者的三大精神支柱。曹魏时以何晏、王弼、郭象、向秀为主要代表，他们否定事物存在的真实性。当时对玄学持不同观点的有西晋裴頠，他提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客观存在，万物变化与相互作用是错综复杂的，是客观规律的根源。
这时期的各派思想家和科学家，关于宇宙理论的探讨最为活跃，名学争论也十分激烈。
秦汉文化
秦始皇灭掉六国，在中国历史上建立起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建都今陕西成阳）的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刘邦继而又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建立起西汉王朝，后刘秀继之建都今河南洛阳，史称东汉。汉承秦制．继续采取巩固和发展封建制的政策，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两汉时期比秦时期更加扩大。随着封建制的巩固和中外文化科学技术的交流，中国古代文化科学体系已经形成，许多生产技术已趋于成熟。
一、科学技术
（一）铁器和冶铁术
秦汉时期，铁器和冶铁术，包括边远的广大地区，都得到了应用和传播。尤其是钱币。秦统一货币以后，到汉代曾使用“半两”钱，之后全使“五株”，除“铜五株”外还有“铁五株”。“马蹄金”和“麟趾金”等金币的铸造也出现了。考古发现．西汉初年铁农具和工具已经普遍取代了铜、骨、石、木器，在西汉中期以后，随着炼钢技术的发明，锻铁工具增多，铁兵器也逐渐占了主要地位。到东汉时期，主要兵器已全部为钢铁所制，从而完成了生产工具和兵器的铁器化进程。当时所设的49处铁官大部在黄河流域。其中今陕西、河南、山西、甘肃等省已成为钢铁生产基地。
这时期冶铁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采冶程序及工艺的完善化，以及炼炉、鼓风技术、耐火材料，熔剂等方面的改进。如西汉中、晚期今河南省巩义市铁生沟冶铁遗址，从开矿、冶炼到制出，整套成品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各工程的构造上都有发展。铁生沟遗址炼炉的形状因用途不同而异，炼炉具有多样化。郑州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的炼炉炉型比其他炼炉炉型要大。炼炉炉型扩大与鼓风技术的改进是密切联系的。这从山东滕县宏道院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中，铁生沟、古荥镇、河南鹤壁市的冶铁遗址均有鼓风风管出土可以说明。东汉建武七年（公元31年），杜诗任南阳太守，组织工匠设计并制造“水排”用于鼓铸，这在冶金技术上是一个大进步。此外，从铁生沟遗址，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耐火材料使用的进展。从铁生沟出土的熟铁块和河南渑池出土的汉魏时期的若干铁器的化学成份的分析表明，都是合格的优质铁。
炼钢技术的发明与百炼钢工艺的日益成熟，是秦汉时期钢铁技术得到重大发展的又一标志。铁生沟遗址中的低温炒钢炉，就是为利用生铁“炒”成熟铁或不同含碳量的炒钢而设计的。这项新技术的发明，在炼钢史上是一次重大的技术突破，这一方法比欧洲早1900余年。1974年在山东省苍山县出土的汉安帝永初六年（公元112年）“三十炼”环首钢刀，就是以炒钢为原料经过反复加热折叠锻打而成的。尤其是巩义市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所出铁镬，具有和现代球墨铸铁l级石墨相当的带放射状的球状石墨，这是中国古代铸铁技术的杰出成就。而现代球墨铸铁是1947年才研制成功的。
在铸造技术上，秦汉时期铁范的使用已大为普及。河南温县发掘的一处汉代烘范窑，出土有500多套叠铸范，有16种铸件，36种规格。其总浇口直径为8至lO厘米，内浇口薄仅2毫米左右。一套范有4至14层不等，每层有l至6个铸件，最多的一次可铸84件，这就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铸造工艺出现了更细的分工。1974年在河南渑池汉魏窖藏出土了大批铁质轴承，表明铸造时已使用了铁范，显示了黄河流域早期钢铁产品的初步规格化和系列化。为研究中国古代机械工程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二）农桑
秦汉时期，农具已完全铁器化，并先后出现了许多新型农具。特别是铁犁和牛耕法的推广改进，提高了农业生产。陕西省礼泉县烽火乡王相村等地发现的汉代铁铧上，还附有起翻土成垄作用的铁铧壁（即犁镜）。汉武帝末年任搜粟都尉的赵过推广牛耕，就是“用耦犁，二牛三人”（《汉书·食货志》）。到了西汉末年又有所改进，如山西平陆枣园村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墓葬中，有二牛抬杠一人扶犁的壁画，说明当时已普遍掌握用牛鼻穿环来控制犁牛方向及用犁来控制耕地深浅的技术。另外，甘肃武威磨咀子出土的西汉末年的木牛犁模型明器，用一牛挽一犁，表明当时也已有单牛犁地。从“二牛三人”到一人扶犁，是犁耕技术的一大进步。东汉时牛耕法继续扩大。当时的播种工具已有耧车。山西平陆枣园西汉晚期墓室壁画上有一人在挽耧牛拉下种的图式。从1973年河南济源西汉晚期墓葬中出土的陶风车明器来看，这时期已能将收成的谷物，利用风车分出糠秕。当时还利用水碓来舂米、磨面等。河南济源就有西汉末年墓中出土的脚踏“践碓”陶明器。
这时期出现了两种先进的耕作法，一是在大面积土地上的增产法——“代田法”；一是在小面积土地上的高产法——“区种法”。主要在今甘肃西北部、陕西、山西、河南等干旱地区采用。而“区种法”则是在“代田法”的基础上更加精耕细作以获得更大的收获。当时的重要农书《氾胜之书》主要记载和总结了陕西关中地区劳动人民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经验和发明创造，反映了农业科学技术的新发展。
秦汉的园艺和蚕桑事业已有相当的发展。传说秦始皇时，在骊山山谷中冬季栽培喜温瓜类获得成功。《汉书·召信臣传》中则明确记载当时太官园中，冬天能种植“葱韭菜茹”。《氾胜之书》则对瓜田里可间种薤或小豆以及对瓜果的嫁接，都有详细的描述。汉武帝曾屡次令人把南方和西北的果树移植到长安进行栽种。反映出当时的育苗、起苗、护苗、装运以至定植、护养、防寒等一套操作技术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从内蒙古和林格尔出土的汉墓壁画中，有女子采桑及养蚕用的箔筐之类器物，可知最迟到东汉晚期，内蒙古南部一带已经发展起蚕桑事业。《氾胜之书》中也有关于栽培地桑的记载。
（三）河事与水利
秦统一六国后，战国时期为各国所分辖的黄河得到统一，阻碍水流的工事和妨碍交通的关卡可以拆除了，整个黄河堤防有了连接起来的可能。这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载的“决通川防，夷去险阻”的事业。后代还有不少关于秦堤的传说，如河南濮阳有“秦始皇跑马修金堤”的传说；《滑县志》也有关于“瓠子堤”即秦堤的记载。这都反映了秦在统一后的黄河下游曾修过堤防。万恭《治水筌蹄》记载，堤防还兼作驰道，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另据《汉书·贾山传》记载，秦始皇所修驰道两旁都栽上青松，那么作为驰道与防洪兼顾起来的黄河大堤，应是林木葱茏的了。
汉代黄河，与先秦比，决溢记载明显增多，主要是河道变化较为频繁。时间分布上，较多集中在西汉中期和东汉早期。这种情况多半是由当时主河道的发育与治理不当造成的。当时治理决溢的办法主要有二，一是修筑堤防，一是堵口。
汉代堤防的情况大致是这阵的。在今河南浚县至山东高唐、茌平再至河北吴桥的范围内，那时沿黄河均有堤防。另外，断断续续自今河南武陟经获嘉、新乡、汲县，北抵浚、滑的黄河故堤，清《一统志》直记为汉堤。
汉代堵口较有名的有两次，一次是汉武帝时汲仁、郭昌堵塞瓠子，一次是成帝使王延世堵塞东郡河堤。这两次堵口，声势、成绩很大。
西汉的河工技术已有很大进步。堵口技术，一种是如塞瓠子决口所采用的，沿口门全面打桩填堵；另一种是塞东郡决口所采用过的，先自两岸向中间进堵，最后一次沉船堵合，其他河工技术方面，在河道整治上，采取截弯取直的方法；在堤岸防护上，在临河一侧用石砌护堤，叫石堤。
这时期探索治河方法的人愈来愈多，也就出现了许多治河主张。如分疏说，以清河郡都尉冯逡为代表；改河说，以丞相史孙禁为代表；滞洪说，以长水校尉关并为代表；以水排沙说，以大司马史张戎为代表。而最著名的，当属待诏贾让的“治河三策”。到了东汉时，王景兼用筑堤、分流两策治河，成绩卓著。
两汉期间，黄河流域的人们不仅在消除河水灾害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在开发水利资源，发展农田灌溉方面，也有显著进步。
这一时期黄河上中游的水利开发，有自今兰州以西至西宁的湟水中、下游的引水工程：有上自甘肃中部、下至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沿河一带的农田水利工程；还有在今晋、陕之间的黄河北干流河段上也兴建起不少灌溉工程。泾、渭流域的关中地区水利相当发达，比较有名的有漕渠、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灵轵渠、成国渠、湋渠等。
农田灌溉事业的蓬勃兴起和不断发展，推动了水利科学技术的前进。在勘测技术方面，已有“准”、“表”、“商度”等方法；在水利工程方面，出现了井渠、飞渠、桩基溢流堰、壅水坝、涵洞等；在水力机械和水利设施方面，已出现“水舂”。东汉初又出现一种新的水力机械，叫水排，东汉时又有“翻车”和“渴乌”等吸水工具。
两汉时期，黄河流域的水利事业，除去农田灌溉之外，利用漕渠发展航运也占有重要地位。当时有长安漕渠、荥阳漕渠，甚至还尝试着开凿三门砥柱一段。
（四）天文历法
汉代已用多种风信器观测风向。《后汉书·张衡传》载：张衡造“候风地动仪”，其中的“候风”．据后人解释就是测量风力大小的仪器。观测温度的仪器这时也开始出现。《史记·天官书》和《淮南子·天文训》就记载用“悬土炭”的方法，观测冬至或夏至天气的湿度情况。有关天气现象的理论业已形成，董仲舒的《雨雹对》以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理论阐述各种天气现象。
这时期的历法体系已基本形成。秦王朝建立后颁行全国的秦颛顼历，汉初仍继续沿用。到汉武帝时下令“议造汉历”，历成命名为太初历，并改元为太初。太初历用夏正，以正月为岁首，已具备了气朔、闰法、五星、交食周期等内容。东汉时刘洪著《乾象历》，这是中国考虑了月球运动不均匀性的第一部历法。这些都为后世历法树立了范例。
历法的推算与制定离不开天文仪器。秦汉时期测量仪器的进步也十分突出。张衡制作的水运浑象仪为人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出土于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的汉代日晷，是观察太阳方位角的仪器，是漏壶的核准器。
（五）建筑、交通
秦汉时期的建筑技术、交通开辟又进入一个新的水平。
故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阿房村（俗名郿邬岭）的秦朝著名大建筑——阿房宫，规模极为宏大。《史记》载：“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可想其建筑工程量之大、技术措施之复杂。
秦长城（西起今甘肃临洮，沿黄河到内蒙古临河，北达阴山，南到山西雁门关、代县，河北蔚县至辽东）、驰道（以成阳为中心的东方大道、秦楚大道、川陕大道）、栈道（以成阳为中心的嘉陵故道等）以及水利工程的兴修，都表明了大规模的土木工程技术已有很高水平。
汉代建筑规模宏伟。如汉建章宫、未央宫。据《水经·渭水注》：“建章宫，汉武帝造，周二十里，千门万户。”“高祖在关东，令萧何成未央宫，何斩龙首山而营之。山长六十余里。”
在河南郑州汉墓中发现了10层以上的陶楼建筑模型，说明汉代已能造10层以上的木结构高楼，使人惊奇。
在水上交通方面，《水经·河水注》载：“永元五年，贯友代聂尚为护羌校尉，攻迷唐，斩获八百余级，收其熟麦数万斛，于逢留河上筑城以盛麦；且作大船于河峡作桥渡兵，迷唐遂远依河曲。”这是黄河上游用“大船”作桥渡的最早记载。
这时期中外交通贸易增多。汉武帝时，派使者张骞等人开辟了举世闻名的始自长安、西达大秦等地的“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通过这条大路大量畅销中亚、西亚各国，并由这些国家的商人转运到欧洲。
（六）纺织
纺织业是汉代手工业中规模最大、品种多、技术先进的部门，其中以丝织、麻织为最著。山东临淄、京师长安是当时全国的纺织中心。纺织机械也有了进步。据《西京杂记》载，西汉钜鹿（今河北平乡西南）陈宝妻，善织绫，曾创造一种提花机。每条经线有一脚踏的蹑，共120条经线，120蹑。昭帝时，为大将军霍光织散花绫25匹，60日才成一匹，精美异常。山东滕县宏道院汉画像石上．所画纺车与布机，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织工具。
（七）造纸
这时期造纸术的发明，引起了书写材料的一场革新，使之成为交流思想，传播文化，沟通情况，发展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强有力的工具。
1957年西安东郊的灞桥出土了公元前2世纪的古纸，纸呈泛黄色，是以大麻和少量苘麻的纤维为原料，其制作较为原始。1977年在甘肃居延肩水金关西汉烽塞遗址的发掘中，发现麻纸二块。1978年在陕西扶风发掘出西汉宣帝时期的麻纸。还在内蒙古额济纳河旁，掘得东汉初年的额济纳纸（上有文字）。1986年6月在甘肃省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出土了西汉纸质地图。以上对研究造纸起源、造纸用料、造纸技术等具有重大价值。到东汉和帝时，太监蔡伦总结了西汉以来造纸的经验，进行了大胆的试验与革新，在造纸技术上开拓了一个新领域，这就是有名的“蔡侯纸”。
（八）数学
秦汉时期出现了中国古代最早的一批数学专著，而流传至今的，只有为当时贵族子弟必修课目之一的《九章算术》。它的内容包括了现代小学算术的大部分和中学数学的一部分，是世界古代著名数学著作之一。
（九）医学
这时期的医学是很有成就的。张仲景的医学研究和华佗的医术都很有名。张仲景继承前人的医学成果，经过自己的实践写出了《伤寒论》，使祖国医学的基础理论更加切合临床应用，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华佗以精巧的外科手术和先进的麻醉术而闻名于世。他行医的足迹遍及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有十分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深受广大群众的热爱和尊崇。
他取得的成就反映了秦汉时期医药学发展又一侧面。淳于意（即仓公）在行医的过程中．注意积累经验，是中国最早设立病历的创始人。
（十）地学
1986年6月在甘肃省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出土的西汉初年纸质地图。纸上用墨线绘有山脉、河流、断崖及道路。从笔法看，山、水、断崖是用软笔画成，道路则用硬笔所绘。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地形图》，是汉文帝初年的作品，是汉初著名的地图作品。
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开辟了沿革地理研究的新领域。它的出现和所产生的影响，使中国地理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东汉张衡制作的“候风地动仪”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仪器。
二、艺术
（一）绘画、书法、雕塑
1．绘画。汉武帝时，京师甘泉宫墙壁上画的神仙群像，宣帝时麒麟阁上画的功臣像，都是很好的人物画。山西平陆枣园村汉墓壁上的犁耕图，勾画出当时农业生产情形。
汉代的画师们，已有高超的状物技巧。相传汉元帝选妃，入官待选的美人王昭君因为没有贿赂画师毛延寿被画得不好而落选。
汉代的一些军事家、政治家，要画地图、要制作典籍的插图，因而在绘画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如张衡、诸葛亮、蔡邕等人，都有善画的记载传世。
1954年在山东省沂南县北寨村发掘的东汉晚期大型墓室石刻画像，所画题材广泛，涉及生活面广。1960～1961年，在河南省密县打虎亭村西发掘出东汉大型石壁画墓，墓室壁画，有各种各样的彩绘，内容相当丰富。
2．书法。秦始皇统一文字，令李斯制定一种比较方便的文字，在全国通行，称为秦篆或小篆。《琅邪台刻石》、《泰山刻石》等是标准的小篆书法。又令李斯编写了《仓颉篇》、赵高编写了《爰历篇》、胡毋敬编写了《博学篇》，作为儿童的教科书。后来狱吏程邈（秦下杜人，在今陕西西安南）又在此基础上进行发展，整理出一种笔划更省更简便的文字，叫隶书。它和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文体已很相近。
汉碑是中国书法史上一笔数量众多、艺术成就极高的书法艺术遗产。这些碑刻或为篆书，或为隶书。如今陕西华阴县华岳庙的《华山庙碑》、今陕西褒城北石门崖壁上的《石门颂》等。而现存于山东曲阜孔庙内的“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是汉代隶书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汉代的书法还表现在一些书简和帛书上，如《居延汉简》、《武威汉简》、《银雀山汉简》等。
3．雕塑。陕西西安出土的秦始皇兵马俑，艺术价值空前。它造型力强，写实水平高，是秦朝雕塑技巧高超的集中表现。汉俑以数量大，分布广，内容丰富，材质众多为其特色。这些成就，可以通过车马俑（如茂陵出土的鎏金马、武威出土的铜奔马等）、人物俑（如关中一带的女俑）、动物俑等表现出来。
石刻也是很好的艺术品，秦始皇出巡时，在山东琅邪、泰山、峄山等地的刻石；陕西兴平霍去病墓前的石人、石马、石虎、石熊；山东肥城的孝山堂祠，在石壁上雕刻着战争、狩猎、奏乐等各种形态的人物和鸟兽的形象，朴素自然，有很高的艺术性。
（二）音乐、舞蹈、杂技
1．音乐。秦朝在宫廷里设有掌管音乐的机构——乐府，主要是搜集、整理、改编民间音乐，供宫廷欣赏享用。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改制了一种乐器，叫筝，故名秦筝。汉承秦制，乐府也被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汉武帝时，以作曲家李延年为协律都尉，掌管歌舞乐队。除了演奏古代名曲以供宫廷宴乐外，还派人到民间采集民歌，进行加工整理，配上乐曲进行演奏。据记载，西汉时期采集的民歌中，著名的就有130余首。李延年曾更造新曲28解（乐曲一章称一解）。
当时的乐器种类很多，有钟、鼓、琴、瑟、筑、竽等，说明当时皇宫有了庞大的乐队。
2．舞蹈。汉代乐府还负责采集散见于民间的歌舞，并从全国各地选拔技艺超群的艺人入宫，组成专业队伍，多达800余人。这时舞蹈形式多种多样。如河南南阳石桥镇出土的汉画像石，有细腰长袖舞人形象。
汉代的自娱性舞蹈和即兴舞也很兴盛。刘邦的《大风歌》就是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过沛，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饮，酒兴时的载歌载舞。
3．杂技。角抵戏带有角力、竞技和杂技色彩，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把民间流传已久的角抵引入宫中的。汉武帝为了夸扬国威，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的春天，设宴招待宾客，就演出了盛大的杂技乐舞节目。节目中就有角抵戏，还有博兽戏狮等。外国使臣也把本国的杂技艺术家带来在宴会上献艺助兴。如安息（古波斯）国王的使者带来黎轩（即今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幻术表演家，表演了吞刀、吐火、屠人、截马等魔术节目。
山东济南北郊无影山发现西汉乐舞杂技俑一盘，上有杂技俑、舞俑、奏乐俑、指挥俑、拱手立观俑等，形象逼真，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表演杂技的场面。说明了当时杂技艺术的发达。
二、文学与史学
秦汉时期的文学、史学有相当的造诣。荀子的赋、李斯的铭是汉赋酝酿时期的重要著作，在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西汉时期文学的主要形式为散文、赋和乐府诗。贾谊的《陈政事疏》和《过秦论》、晁错的《言兵事疏》和《论贵粟疏》都是有说服力的论说性散文。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历史巨著，也是很有价值的传记文学和散文。贾谊写了《吊屈原赋》等作品是汉赋的先声。到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等作品出现，逐渐建立了汉赋的固定形式。
史学上，司马迁的《史记》，为我们了解汉代以前的历史提供和保存了重要材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部史学巨著。东汉时期班固的《汉书》，是史学上出现纪传体断代史的体裁模式，比较丰富地保存了西汉一代的史实。
三、哲学
董仲舒的神学世界观，使这时期的儒学走上了宗教化的道路。
汉武帝为了封建“大一统”的政治需要，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和今文经学派的官学地位。董仲舒提倡“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在政治上论证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它虚构天的至高无上，以树立皇帝的最高权威，来维护和加强地上君主的统治。东汉光武和章帝时发展的谶纬之学，是神学和庸俗经学的混合物。建初四年（公元79年）召集白虎观会议，写成《白虎通义》一书，完成了谶纬国教化的法典，使今文经学说完全宗教化和神学化。
董仲舒的儒学宗教化，遭到了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反对。西汉的扬雄、刘歆等古文经学派反对谶纬之说，是当时思想比较先进的代表人物。他们反对天有意志、有目的，反对“天人感应”的理论。形成了汉代古今文经学派的对立。
春秋战国文化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土地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已由西周的奴隶集体劳动变成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劳动，使得直接从事生产活动的人的劳动兴趣和积极性有了提高。铁器的使用，牛耕的推行，给全社会注入了新鲜血液，推动了黄河流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黄河在今河北、山东之间摆动入海。无论是春秋的“五霸”或是战国的“七雄”，除吴、越以外，齐、晋、燕、赵、韩、魏、宋、秦的主要活动范围都在黄河中下游，楚的北部疆土一部分也在今陕西、河南一带．因此，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与黄河流域的文化是息息相关的。
一、科学技术
（一）铁器和牛耕
这个时期的突出变化是冶铁术的发展和铁器、牛耕的广泛使用。
《国语·齐语》已有“恶金”即铁的记载。甘肃省灵台县景家庄春秋早期秦墓出土的铜柄铁剑，是中国迄今发掘出土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叔夷钟铭》记载齐国叔夷管理的“造铁徒”有4000多。《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周敬王七年（公元前513年）．晋国铸造了一个铁质刑鼎。铸刑鼎的铁是向民间征集来的。可知铁在当时已相当普遍。而铸刑鼎是冶铸生铁技术的一项卓越成果。现存于河南省博物馆的春秋时期的“铜禁”，说明当时已出现了石蜡铸造技术，是件典型的代表作品。1965年于河北省易县东南燕下都遗址出土的战国中、晚期铁兵器较多，有剑、矛、戟、刀、匕首等。经鉴定有的铁兵器是块炼法制成的纯铁或钢制品。对洛阳水泥厂战国早期灰坑出土的铁锛和铁镈考察表明，它都是铁铸件经柔化处理而得的产物。增加强度的韧性铸铁的出现，在冶铁史上又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河北省易县燕下都所出土的战国晚期兵器，有些经鉴定是块炼铁渗碳钢件，其中多数经过淬火处理。铸造技术的进步还表现在铁范的使用．它可以连续使用，铸成的器物比较精细，可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战国时期出现的叠铸技术，是非常突出的。冶铁业在黄河流域及其他地区普遍建立起来，生产规模也大为扩大。
这时期铸造技术的精细，还表现在一些小型的器物上，如货币，当时有齐刀币、燕明币、秦圜钱，还有铲币等。币上多铸有文字。最重要的是发现了春秋末至战国的银质空首布（币）。还有金币、铜币。
冶铁技术的发明，特别是生铁冶铸和柔化技术及块炼铁渗碳钢技术的出现，开始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铁器推广的同时，黄河流域的牛耕也渐渐普及。《国语·晋语》记载说，晋国的范氏、中行氏把祭祀宗庙的牲牛，用来耕田。春秋时，晋国有个大力士名牛子耕，孔子的弟子司马耕字子牛、冉耕字伯牛。把牛与耕相连作为人名，这意味着用牛耕田，已相当的普遍。
（二）农业
铁器的广泛使用和牛耕的流行，对于发展农业提高耕作质量有很大作用。它改变了部分地区一年一熟制，即把冬麦和一些春种或夏种的作物搭配起来，采取适当的技术措施，在一年或几年内，增加种植和收获次数。当时在“常山之东，河汝之间”已可以“四种而五获”（《管子·治国》）；在黄河流域有的地方“人善治之”，可以“一岁而再获之”（《荀子·富国》）。从此，中国农业生产开始走上了复种轮作的道路，这也是古代农民在耕作制度改革上的一项创举。并出现了不少的农书，其中《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都是农家总结研究土壤结构的农业生产技术的心得之作，表明农业生产已从粗放经营的阶段，进入精耕细作的新时期。
（三）天文历法
在对天象观测资料长期积累的基础上，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历法有较广泛的发展。关于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知识大量出现。在《开元占经》中，对行星逆行弧线及金星、木星会合长度，火星、木星的周期都有详细的描述。这些都是对五星研究深化和向定量化发展的表现。对天象观测研究方面也有重要成果。尤其对日食记录，仅《春秋》一书，就记载37状。这些日食记录的数量之多和准确程度，在当时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春秋·庄公七年》关于天琴座流星雨的记载是世界上最早的记录。
天文学的成就还突出地表现为历法的进步。春秋后期产生了一种取回归年长度为365×1/4，并采用19年7闰为闰周的历法——古四分历。这是当时在世界上较早使用的历法，对于人们的生活和农业生产都具有重大意义。
（四）防洪与水利
春秋战国河事的记载逐渐多了起来。除自然的决口外，还有各国互相攻伐，以水代兵的人为决口不断发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河防的主要方法就是修筑堤防。春秋中期，黄河下游各诸侯国修堤的情况已相当普遍。到了战国，黄河下游河道堤防已具有相当的规模。
春秋战国黄河流域开始出现了大型的水利工程，水利事业大为发展。
黄河流域出现较早的灌溉工程，就是邺地（今河北临漳）有名的漳水十二渠。它既可引水灌田洗碱改良土壤，又能增加土质的肥力。
稍后于漳水十二渠，秦国也修建了郑国渠。郑国渠长“三百余里”，流经今泾阳、三原、高陵、富平、蒲城、白水等县，灌溉面积有四万顷之多。
另外，传说在今河南省济源市五龙口，秦时还筑有一个枋口堰。也是用抬高水位的方法，在沁水南岸开口凿渠，引水灌田。后世叫秦渠。
春秋战国还在黄河上利用黄河河道开辟航道。主要是开挖鸿沟。它大约是从黄河或荥泽引水入圃田泽，然后从圃田泽开大沟东至大梁（今开封）。鸿沟自大梁南折入淮后，通航无阻，为连通中原地区河、淮之间的重要水道，在河淮之间形成了一个以鸿沟为骨干的交通网——鸿沟水系。通过鸿沟，在淮河以南还可以连接春秋时期吴国的邗沟，同长江、东海连接起来；在东北，又可沿济水连接齐国开凿的淄、济间运河，到齐都临淄。航运的畅通，一些都邑也在水道沿线兴起，如鸿沟绕行两面的大梁，济水、菏水交汇之处的陶（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北）．濒淄水的临淄，濮水之滨的濮阳，颍水岸的阳翟（今河南省禹县）．淝水入淮之处的寿春（今安徽省寿县）等等。
（五）手工业
春秋战国时期的手工业，据《考工记》记述就有30项之多。包括手工业生产的设计规范、制造工艺等技术问题，如车辆制造，弓箭制作，钟、鼓、磬等乐器的制造，练丝、染色和皮革加工技术，城市和宫室的规划设计等，是一部有关手工业技术规范的汇集。它代表当时技术发展的水平。春秋时鲁国的公输般（鲁班）．是一位能工巧匠，不仅发明了许多的木工工具，如锯、刨、钻、画线用的墨斗和曲尺等，最著名的是创造古代攻城用的长梯（云梯）。他还发明硙（一种石磨），成为后来中国农村几千年来磨粉碾米的唯一工具。
（六）数学
这时期的数学，主要表现在筹算及其计算工具算筹和十进位值制的进步。1978年在河南登封出土的战国早期陶器上刻有算筹记数的陶文，这是已发现关于算筹记数最早实物证据。是一项极为出色的创造。正如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所说：“如果没有这种十进位制，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个统一化的世界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卷3．第333页）。
（七）医学
春秋战国时期医学的发展情况，可以从名医扁鹊的活动窥其一斑。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行医足迹遍及今河北、河南、陕西一带。他在妇科、小儿科、五官科等方面有较全面的医术。诊断方面，他采用了切脉、望色、闻声、问病的四诊法；治疗上，他熟练地掌握了当时已经得到普及与发展的砭石、针灸、按摩、汤液、熨帖、手术、吹耳、导引等方法。在处理具体病案时，往往采用各种方法兼用的综合疗法。这时还出现了一些专门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就是当时一部内容丰富和具有医学进展的总结性巨著。《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18卷、162篇，它以论述人体解剖、生理、病理、病因、诊断等基础理论为重点，兼述针灸、经络、卫生保健等多方面的内容，为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广泛的基础。
（八）生物学
生物学知识不断积累而丰富。《管子·地员》中就载有极其宝贵的植物生态知识。《诗经》中列举了动植物有200多种，从中我们可以把它们进行比较，进行分类。关于动植物分类认识，散见于《周礼·地官》、《考工记》、《管子·幼官》、《尔稚》等典籍中。
（九）地学
这一时期，从已积累的大量耳闻目睹的地理资料，对之进行某种形式的综合论述。《山海经》、《禹贡》、《管子·地员》等著作，正是顺应这一要求，各从不同角度作了很有价值的论述。
1986年6月，在甘肃省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出土的战国晚期秦木板——邽县木版地图，是中国早期地图测绘史的重要实证。
（十）司南（指南针）
大约在战国末期，我们的祖先已发现磁石和它的吸铁性。《管子·地数》中说：“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所谓“慈石”就是磁石。《韩非子·有度》里有“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的话。这里的司南就是指南针，大概是用天然磁石制成的。“司南”在战国已普遍使用。
（十一）光学
关于光学（小孔成像、影子生成等），力学（杠杆和衡器使用等），空间、时间，时空关系，以及几何概念等，在《墨经》中都做出了科学的说明。
二、艺术
（一）绘画、书法、雕塑
1．绘画。春秋战国的动乱，三代以来规则化的纹样受到冲击，而形似（象）成为绘画的新准则。当然这种形似仍然是一种泛指，绝不是具体而微的精细描摹。
2．书法；春秋战国时出现了石刻。著名的《石鼓文》是此时期石刻的代表。文字内容是秦国君的游猎诗。笔画圆健，风神典雅，被誉为千古篆法之祖。1965年出土于山西省侯马市东原晋国遗址的侯马盟书，盟文写在石策或玉策上，有文字可读者650余片。书体大篆，下笔粗收笔细，可能是所谓的“蝌蚪书”之类。
3．雕塑。春秋战国是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期，奴隶社会的人殉制度遭到人们反对，仿人的泥、术替代物——俑产生了。除了铅俑、陶俑外，还有木俑，是由扁平的术片经彩绘而成的。
（二）音乐、舞蹈、杂技
1．音乐。春秋战国的音乐在文化生活中是很繁盛的。一方面周王室衰败，一些宫廷雅乐开始向民间下移，许多音乐家也走向民间。伯牙和钟子期通过音乐结为“知音”的故事，传为美谈。另一方面乐器演奏也已普及。典故“滥竽充数”虽有哲理的一面，但也说明丰富的音乐演奏场面。当时民间演唱水平已相当高，如韩国的韩娥，沿街卖唱乞讨，其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2．舞蹈。与音乐走向民间一样，民间歌舞于这一时期亦开始兴盛起来。适如《汉书·礼乐志》所说“桑间、濮上、郑、卫、宋、赵之声并出”。舞技、舞艺的提高，促进了表演性舞蹈艺术的发展。
3．杂技。中国杂技的雏形应在春秋战国。以前所谓技巧只不过是劳动技能的演习、锻炼和愉悦游戏本能的反映。
春秋战国民间已有杂技表演。《刘子·说符》中，记述了宋国有两个叫兰子的在表演高跷、飞剑和燕戏中技艺高超，使人叫绝。还有一部分杂技艺术创作者是诸侯的门客。其门客中的武士，甲士、力士都为杂技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三、文学
春秋战国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无论经济状况、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都起了剧烈的变化。在这新的时代中，许多才智之士．都用尽心力讨论政治、经济、哲学上的各种问题，记述历史上各种兴亡盛衰的事迹。大家都使用了时已臻成熟的论辩文这一武器，在思想战线上，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代表人物有孔子、老子、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以及左丘明等。他们的代表作有《春秋》、《老子》、《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左传》、《国语》等。
中国古代现实主望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杰作——屈原的《楚辞》，也是在吸收和继承中原诗歌的基础上形成的。
四、哲学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新兴的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对维护和巩固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天命观提出了公开的挑战。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自然科学，不断揭示着天命观的虚伪性．为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思想不断提供新的论据：另一方面，由于人们亦或多或少地从天命观的迷雾中摆脱出来，随之揭破了天命观强加给自然界的神秘面纱，从而提高了研究、探讨自然界各种问题的兴趣与积极性。以上诸子的著作中反映了这方面的思辨。
西周文化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殷后建立了（西）周王朝，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到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西周共11世、12王，约300多年，其政治势力东北已到达今辽宁，西北抵汾河流域，西面至今甘肃渭河上游，东至于海·南至江汉。但统治中心主要还在黄河流域。
西周的经济比商朝有更高的发展，是一个强盛的奴隶制国家。农业奴隶集体劳动有更大的规模，《诗经》中就反映了这种景象。还有大批奴隶被投入各种手工业作坊，世世代代从事专业劳动。这就比商朝有更大程度上的分工，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脑体分工比夏商更加明显。出现了一批脱离开社会生产劳动的文化人，促进了生产知识的积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字的成熟进一步促使科学逐渐以经验科学的形态从生产技术中分化出来。
一、科学技术
（一）农桑、园艺、水利
周人最初生活于黄土高原，很早就是一个经营农业的部落，耕作规模很大，往往是成千上万人参加。《诗经》说“曾孙之稼，如茨如粱；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主要是说奴隶主们的高大粮仓像水中之岛屿和高丘一样，说明农业生产已成为社会具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这时期农业发展与耕作技术的提高是相关的。《诗经》中关于整治土地的记述屡见不鲜。如同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率领全族迁居岐山下（今陕西岐山）．经营原始农业时的情景如《诗·大雅·帛系》所说：“迺疆迺理，迺宣迺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讲的是整治土地和排灌沟洫的布置和要求。井田的规划有“方一里”、“方十里”或是“方百里”的，其中开挖的灌溉系统称作遂、淘、洫、浍和与之相应的道路系统径、畛、涂、道、路。沟洫可以排水为主，蓄水为辅。农田排水有许多作用，其主要作用之一是可以防止农田的盐碱化。这对黄河流域的农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时期逐渐积累起来的小规模沟洫建设经验，为后世大规模水利工程的修建，创造了一定的技术条件。
耕作技术的提高，农作物的品种相应增多。谷类有：黍、稷禾、榖（谷）、粱、麦、稻、稌、秠、秬、糜、芑等。豆类有：荏、菽、藿等。麻类有：麻、苴、紵等。当时已知道对农作物的选种。《诗·大雅·生民》中有这样的记载：“种之黄茂”．即是说播种时要选择光亮美好的种子，才会长出好苗来。“诞降嘉种，维柜维秠，维穈维芑。”把“秠”、“秬”、“糜”、“芑”看作是“嘉种”，说明当时已经有优良品种的观念。《诗·鲁颂·閟宫》：“黍稷重穋，稽稺菽麦”。《毛氏传》说：“后熟曰重，先熟曰穋”，“先种曰植，后种曰稺”。这种早熟、晚熟、早播、晚播的不同品种的概念，反映了中国周代时期农作物选种、留种技术的重要进展。
耕作技术的进步又表现在周代已重视用工具除草。《诗·周颂·良耜》记有“以薅荼蓼”。《周礼》中还提出四种消灭杂草的方法，分春、夏、秋、冬四季进行。防治虫害也是促使农作物生长的重要工作。《诗·小雅·大田》里提到“秉畀炎火”．即用火来诱杀害虫。又结合消除田间杂草，人们已明确知道绿肥的作用，《诗·周颂·良耜》说：“荼蓼朽止，黍稷茂止。”正是由于肥料的施用，这时期才可能开始出现连作的“不易之田”。
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周代酿酒业。周代设有专管酒的官吏“酒正”，“掌酒之政令……辩五齐（即剂）之名……”（《周礼·天官酒正》）．说明当时酿酒技术有了提高。
据《夏小正》、《诗经》记载．周代的园艺、蚕桑等业已经出现。“囿（即园）有见韭”和“囿有见杏”，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有关园艺的文字记载。其中还有“煮梅”、“煮桃”、“剥瓜”，“剥枣”之说，这些是属农产品的加工。以上韭、杏、梅、桃及瓜、枣等肯定是栽培种类。此外还有不少以蔬菜和果树培植的记载。
《夏小正》中也有关于养蚕的记载。三月，“妾子始蚕，执养宫事”。“宫事”乃特指养蚕而言。已把蚕列为要政之一，并有一定的养蚕技术。
（二）河事
太王居岐，武王居镐，统治中心都在黄河中游的渭水流域，惟河事很少记载，据《国语·周语上》说：周幽王二年．发生大地震，黄河的三条支流泾、渭、洛，因岐山崩，川源阻塞而干枯．是国家将要灭亡的征兆，因此，把“三川竭，岐山崩”作为一件国家存亡大事记载下来。而《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也只说黄河经过禹的治理，太平无事，从此“功施于三代”。惟《水经·济水注》云：“偃王治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通沟陈蔡之间。”最后一句，实即古代黄淮之间的鸿沟水系。这是中国历史上早期开凿运河的记载。
（三）天文历法
周代，人们观测天象以确定季节的探索又有进一步发展。《尚书·尧典》关于“四仲中星”的记载：“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段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就是用四组恒星黄昏时在正南方天空的出现来定季节的方法。在《诗经》中，二十八宿名字已见的有火（心）、箕、斗、定（营室）、昴、毕、参、牛、女等，且有了银河（天汉）的记载，说明那时对于恒星有了较多的认识。《诗经》许多篇中清楚地表述了恒星的出没所反映的季节变化与社会生产、人民生活的关系，如“定之方中，作于楚宫”（《诗·鄘风·定之方中》）；“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诗·豳风·七月》）等。对于行星，人们也有所认识，《诗经》里的“明星”、“启明”、“长庚”都指的是金星。
周人的物候知识，比夏商大为增加。《诗经》中记载着许多物候、天文和与之相对应的农事活动。
周代对于雨的认识，已总结出“朝隮于西，崇（终）朝其雨”（《诗·鄘风·蝃蝀》）的经验性规律，意思是说，早晨太阳东升时，西方看见有虹，不久就要下雨，人们并把这些观察的经验知识编成诗歌。后世的气象谚语就是由此发端的。
周代的历法又有了较大的发展。这时已发明了用圭表测影的方法，确定冬至（一年正午日影最长的日子）和夏至（正午日影最短之日）等节气。如果再配合以一定的计算，就可以使回归年长度的测量达到一定的准确度，并能定出朔日。《诗·小雅·十月之交》“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这是中国古书中“朔日”两字的最早出现，也是中国明确记载日期（周幽王六年（公元前776年）十月初一日）的最早一次日食，反映了中国历法已达到相当水平。今河南登封有周公测星台，就是当时用来观测天象的设施。
（四）建筑
周代的城址，现已发掘的有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早期的宫殿（或宗庙）和扶风县召陈村西周晚期大型建筑群遗址。从建筑技术上看，和商代的建筑大致相同。一些古文献中描述的周代宫殿建筑是很宏大的。《尚书·顾命》中有一段记载康王即位仪式的文字，其中提及了当时的宫殿建筑有“五宫三门”、“堂”、“室”、“东房”、“西房”、“庭”、“东序”、“西序”、“东垂”、“西垂”等繁多的名目。
瓦在此时开始使用。凤雏村遗址里瓦的数量不多．大概只用于重要部位或部分屋面上。而召陈村遗址三座房屋周围都有大量倒塌下来的瓦片堆积。瓦的种类、大小、形制、纹饰各不相同，有板瓦、筒瓦等。西安客省庄遗址还发现有专用于屋脊的人字形瓦，瓦上都有瓦钉和瓦环，有的在顶面，有的在底面，用来固定瓦的位置。瓦的使用，解决了屋顶的防水问题，延长了房屋的使用年限，是一项新的发明创造。
（五）瓷器与青铜
周代的“青釉器”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比商代有了提高。1949年以来，在河南安阳、洛阳、郑州，陕西的西安和甘肃灵台等黄河流域地区都有发现。瓷器的发明是先民们对人类文明的又一重大贡献。
西周的青铜器比起商代，制造地点增加，规模扩大。如洛阳北部西周早期铸铜作坊面积，据估计约有9万到12万平方米。产量增加，品种增多，已经娴熟地使用分铸法等先进技术，制作大量精美、复杂的青铜礼器、生活用器、兵器、车马器等。中期以后，青铜冶铸的规模和分布继续扩大，是陶范熔铸技术的延展期。
（六）纺织
周代的纺织技术已有明显的提高。《周礼》记载：周代专门设有典丝、典枲、典妇功之事的官吏。当时的纺织业以麻纺、丝纺为主，也有少量的毛纺织。在麻纺织技术上，这时有明显的进步。所使用的纺织原料种类相当多，有麻、苧、蓼、葛、茼（苘麻）、楮、菅、蒯等植物。对于麻和葛的纤维必须经过脱胶才能利用。麻的处理主要是浸沤，经过一定时间的发酵，使麻皮腐蚀柔软，所以《诗·陈风·乐门之池》中有“可以沤麻”、“可以沤紵”的说法。葛的处理，则用沸水烹煮，因为葛纤维的胶质不易脱解，非使用高温不可。在《诗·周南·葛覃》中有“是刈是濩”之说，“濩”就是煮。因为纤维加工能力提高，相应的也促使麻织品的质量有所改进，并出现了统一的纱支标准。
周代的丝织技术在商代的基础上又有提高，首先表现在品种的大量增加。见于记载的有缯、帛、索、练、纨、缟、纱、绢、縠、绮、罗、锦等。既有生织、熟织，也有索织、色织，而且有多彩织物，即所谓锦。这时期，丝织物的组织逐渐繁复，除平纹外，还出现了斜纹、变化斜纹、重经组织、重纬组织等。
（七）数学
西周数学，在当时的知识阶层（士）中已作为教育的必修课程之一。“六艺”中就有数学。在政府机构中计算财政收支专设“司会”，在军队中叫“法算”。还有专门掌管天文历法和数学知识的“畴人”。算筹记数和四则运算可能在西周时已经产生了。
（八）医学
西周的医药知识有了提高。根据《周礼》记载，当时医又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还建立了一套医政组织和医疗考核制度。并且积累了不少用药的经验。《诗经》中记载的植物大约有50多种，其中不少是可作为药物用的。
（九）地学
周代地理知识逐渐丰富。关于地壳不是静止不变的思想在中国起源也很早。《周易·谦·彖辞》云：“地道变盈而流谦”，意思是说地表的起伏形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地区高山会逐渐降低，低地会逐渐升高。《周礼·地官》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教”是为政区地理。其他的自然环境、物产分布均有记述。
在《诗经》里，还记载有不同的地形以不同的名称，如“山”、“岗”、“丘”、“陵”、“原”、“隰”、“洲”、“渚”等。对于山，还注意植被覆盖情况。周代的地图有山川、城邑的位置。对地图也有一定规格要求，至少能够表示出地物的大致方位。
二、艺术
（一）绘画、书法、雕塑
1．绘画。到了周朝，绘画上各种形、色的规则，已经成了社会最重要的规范之一。绘画与工艺的结合，使得绘画能按不同的工艺门类进行划分，并按不同门类以及不同的专业划分绘画的类别，设置管理的官员。这时，无论是题材、色彩、材质以及描绘方式，都已形成了定制，成了礼仪的重要组成。另一方面，绘画亦用来表述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成为文化教育的重要部分。相传孔子曾见过周朝的各种绘画而大为赞赏，认为这是周朝重视文化的表现，也是周朝之所以强盛的重要原因。
2．书法。西周的金文不仅字数增加，而且艺术上也达到高峰。著名的有：出土于清道光年间陕西省眉县礼村的《大盂鼎》，为西周康王时物，内壁铭文19行291字；出土于清道光末年陕西省岐山县的《毛公鼎》，为西周宣王时物，有铭文32行497字。《大盂鼎》结字严谨，装饰性很强。
3．雕塑。西周青铜器铸造艺术大放异彩。《大盂鼎》和《毛公鼎》等青铜器的花纹和形态非常优美，冶铸制造十分考究，也是中国古代艺术和工艺的极宝贵的资料。
（二）音乐、舞蹈、技巧
1．音乐。中国索有“礼乐之邦”的美誉。源于周王朝的宫廷礼乐规模宏大，乐器种类繁多．乐师人数众多，观演规矩也十分繁杂。《左传》襄公二十九“吴公子札耒聘”一篇，对周的音乐就有详细的描述。
据文献记载，当时使用的各类乐器已达70多种，而且逐渐形成了按乐器制作材料区别的八音分类法，即金（如钟、铙、铃）；石（如磬）；丝（如琴、瑟）；竹（如箫、篪）；匏（如笙、竽）；土（如埙、缶）；革（如鼓）；木（如柷、敔）。
2．舞蹈。周朝舞蹈从娱神而走向娱人的功能更加明显了。已组成了规模宏大的宫廷乐舞机构，集前代乐舞之大成，建立了雅乐体系。如起源于周代的雅舞，它是帝王用以祭祀天地、祖先及朝贺、宴享的舞蹈。它分文舞和武舞两大类。文舞的舞者左手执籥（状如排箫）．右手秉翟（野鸡尾）。武舞的舞者手执朱干（盾）、玉、戚（斧）等兵器，还有著名的《六舞》，其影响久远。其中的《大武》更为精彩。
3．杂技。周朝音乐、舞蹈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进步与启发，为杂技（技巧）的创作提供了多种形体动作的素材．这时的杂技应有更出色的表演。
三、文学
西周的历史典籍和文学作品，具有代表性的是《尚书》和《诗经》。
《尚书》是一部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汇编。流传至后世有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两种，合编在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里称为《尚书》。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部保存了商周一些重要史料的书籍。它辞句质朴，不加文饰，内容丰富。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有305篇。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分风、雅、颂三部分。这些诗歌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对于后世诗歌创作有着重大的影响。
四、哲学
周代，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为朴素唯物自然观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因而产生了阴阳和五行说。西周末还产生了物质为“气”的说法，用阳气和阴气的矛盾来解释自然现象。
商代文化
公元前16世纪，商汤灭夏，在黄河流域建立起商王朝。到商灭亡共传17世31王，统治600多年。这600多年是中国奴隶制进一步发展时期。盘庚迁都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因而商也称殷，以今河北西南部和河南中、北部为其统治中心区。到了武丁时期，北面扩展至易水，南抵淮河，西至太行、伏牛山区，东至海。武丁以后，东北可能到了今辽宁，南抵江淮，西北越过太行山进入山西高原。
商朝大规模地利用奴隶协作劳动，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生产力有重大意义。商都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卜辞中保留了大量从商王到各级奴隶主监督奴隶从事集体生产的记载。
商朝社会又有较细的分工。手工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手工业之间还有分工。手工业奴隶因有专门的技能而受到重视。
一、科学技术
（一）农业
商朝初期，畜牧业比较发达，到中期以后，农业成为重要的社会生产部门。奴隶主很重视农作物的种植和收获，经常卜问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事项，举行祭祀仪式，有时还亲自监督奴隶劳动，观察农作物的生长状况。在甲骨文中已有不少关于农作物的记录。如黍和稷是当时黄河流域的主要粮食作物。还可看出，在恢复土地肥力方面，商代已有一定的办法。除让土地休闲来恢复地力外，而且在地里施用粪肥，已有贮存人粪畜粪及造厩肥的方法。
商代使用谷物酿酒更为普遍。当时饮酒之风很盛，所遗留下来的酒器甚多。
（二）河事和水利
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就有“災”（灾的繁体字）、“昔”字。“災”甲骨文作灾形，好似河道中壅，致使河水漫溢。“昔”，甲骨文作昔形，有人解释为人们对于往日洪水的回忆。商先公在汤立国前曾几次迁居，汤至盘庚又几次迁都，其原因比较复杂，但是与黄河水患不无关系。有水患就应有治河活动，惟情况如何文献几乎没有记载。
商代的水利，从甲骨文中可略知一二。《汉书·食货志》对甽的解释是，两人用耜（音似，古代翻土农具）在耕地上开淘。沟宽一尺，深一尺，叫做甽。甽和亩等长，每亩三甽，庄稼种在甽中。这大概就是灌水垄沟。
（三）天文历法
商代历法又比夏代前进一大步。从甲骨文卜辞里可以看出，人们已经能够很好地配合年月日三者关系，把一年分成12个月，大月30日，小月29日，又增置闰月。闰年13个月。说明这时已经用大小月和连大月来调整朔望，用置闰来调整朔望和回归年的长度，这正是阴阳合历的最大特点。这种台历中国一直沿用了好几千年，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历日制度体系。甲骨文中还发现许多天象记录，远比世界其他地区为早，如对月食、日食、新星的记载等等。对气象，不仅有风的记载，并根据风力的强弱有大风、飓风、大飓之分。对雨的记载，能从量的方面有所区分，有大雨、小雨、多雨，延雨之类。在甲骨文卜辞中还能看到虹饮水的记录。
（四）建筑
商代城址已发现的有河南郑州城址。建筑技术有明显进步。主要采取分段版筑法，可以在同一时间里集中较多劳动力，按一定的要求、标准施工，既加速筑城的进度，也保证了质量。郑州商城规模很大。城内北中部高地上有很大面积的夯土台基，可能是宫殿和宗庙的遗址。城的四周分布有各种手工业作坊和半穴居式居宅遗址及墓葬区，河南安阳附近小屯村殷墟遗址是商代晚期的都城，是当时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这里曾发现过几十座宫殿遗址．根据其基址情况看，建筑群的规划布局采用东西南北屋两两相对，中为广庭的四合院。商代城墙上部，根据甲骨文的形象来看，城墙四门之上可能已有门楼建筑。
（五）制陶与青铜
商代制陶业已设有专门的作坊，并有固定的分工。制陶作坊除生产一般的灰陶、红陶和黑陶器外，还生产少量的釉陶和白陶。白陶的制作技术代表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它和原始瓷器一样，也是用高岭土作胚胎，烧成温度1000C以上，陶质较坚硬。青铜铸造对陶器制作技术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铸造用的陶范是由砂和粘土构成，要求较大的强度和较高的透气性、耐热性。为了达到一定要求，人们就得在制范的原料和烧成温度上设法改进，产生了原始青瓷器。1950年后，在河南安阳、洛阳、郑州，陕西西安，甘肃灵台等黄河流域地区都发现了完整的“青釉器”或其残片。
商代使用青铜器已较普遍。在安阳小屯附近发现的铸铜作坊遗址，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商代后期青铜器铸造技术有许多新创造。青铜器的品种很多，主要的有礼器、食器、酒器、兵器、车马器等。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器高（带耳）137厘米，长110厘米，宽77厘米，重875公斤。可见当时已有大规模的作坊，复杂的分工及专门熟练技术。这时已能使用多块范、芯装配而成的复合范，具有中国特色的陶范熔铸技术基本形成。
商代开始出现用铁。1972年在河北省藁城县出土一件商代的铁刃铜钺。虽然其铁刃是以陨铁为原料，但它表明当时在黄河两岸的先民们已经对铁有所认识，而且已能够进行锻打加工并和青铜器铸接成品。
（六）纺织
商代纺织的进步表现在丝织技术的提高。从河北藁城台西村商墓出土的一批铜器中，有一件铜觚上残留一些丝织物的痕迹，尚能辨认的有纨、绡、纱、罗、绉，足见其时丝织物品种的丰富。瑞典远东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商代青铜钺，上粘附有丝织物的残痕，即是在平纹底上起菱形花纹的提花织物。可见这时已有了提花机。提花技术，是中国古代在织作技术上的一大贡献，西方的提花技术都是在汉以后才由中国传过去的。
（七）数学
商代的数学已有很大的进步。商代的陶文和甲骨卜辞中有很多记数文字。已发现的最大数字是三万，复位数已记到四位。这种记数法，英人李约瑟认为：“总的说来，商代的数字系统是比古巴比伦和古埃及同一时代的字体更为先进、更为科学。”（《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3卷《数学》29页）。还有一些卜辞中反映出商代已有奇数、偶数和倍数的概念。当时人们已掌握了初步运算技能。
（八）医药
甲骨卜辞中还可见到有关疾病的记载。1973年，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晚期遗址中，曾先后发现植物种子30余枚，经鉴定均为药用的桃仁和郁李仁。而在商代的医药知识中，汤药是重要剂型之一。晋代皇甫谧《甲乙经》序文中说：“伊尹……为汤液。”伊尹是辅佐商汤建立商朝的著名人物。
（九）地学
商代的地理知识较之原始社会和夏代大为丰富。仅卜辞中所记载的地名约在500个以上。卜辞中还屡屡出现“东土”、“东鄙”、“西土”、“西鄙”、“北土”、“南土”、“南方邦”等的记载。武丁时卜辞所记征服的方国甚多，有“土方”、“邛方”、“鬼方”、“羌方”、“尸方”等29个。有的卜辞还记载入侵方向。可见商王朝对直接统治的地区及周边其他氏族活动地区的地理方位已有明确概念。若以之绘成简单地图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十）文字
商代的甲骨文，是汉字趋于成熟的表现，大大加快了科学技术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在已发现的十五万多片卜辞中，所用的单字大约有三四千字以上。目前能够正确认识的，已有1000字左右。甲骨文中多有关于农作物、农耕、天象、历法等的记录，大大丰富了商代的历史材料。
二、艺术
（一）绘画、书法、雕塑
1．绘画。商朝青铜器表面的纹饰，不但向我们表明了绘画的广泛与普遍，也向我们展示了在那样绘画目的下，造型向着固定纹样与装饰功能发展的履迹，这就进一步使得绘画与工艺完美地结合起来，各种后世出现的祥瑞与神怪，也在这种描绘中渐渐定型，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龙的形象被确立。
2．书法。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具有很高的艺术性，是已臻成熟的文字。书法的风格虽不尽一致，但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甲骨文上一般都有“贞人”（史官）的名字，他们应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书法家。还有商代晚期的青铜器上已开始出现铭文，虽文字数较少，但书风古朴。著名的《司母戊鼎》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大鼎腹内有“司母戊”三字。
3雕塑。商朝的雕塑艺术莫过于青铜器的铸（塑）造了。如司母戊大鼎，重达875公斤。它是复合铸造的一件珍品，造型也十分雄伟。
（二）音乐、舞蹈、技巧
1．音乐。传说早在商汤时已有“大护”、“晨露”、“九招”，“六列”等乐章（《吕氏春秋·古乐》）。商纣时有大鼓、钟、磐、管、箫之音（《吕氏春秋·侈乐》）。殷墟出土的乐器有陶埙、石埙、铜铃、铜铙等。1950年春在安阳武官村大墓出土一件完美的石磬，长84厘米，高42厘米，正面雕成虎形，线条刚劲而柔和。商代的编钟、编磬、编铙都是三种成一套，每套发三个音，三音之间纯四度与三小度的音程关系很突出。埙到商代晚期已趋于定型，成为一种有五音孔，至少能发九个音的民间旋律乐章，特别是它能发四五个半音。实际上已为七声音阶和十二音律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2．舞蹈。随着社会的变革，巫舞的形式虽然被沿袭下来，但功能却逐渐发生变化——从娱神而走向娱人。《尚书·商书·伊训》“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官，酣歌于室，时谓巫风”之语；《史记·殷本纪》称商纣“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作长夜之饮”，说明祭祀乐舞已为宫廷的君主及其他奴隶主所享用。
3．技巧，商代的宗教祭祀已很频繁，战争也很频繁以及巫舞等形体动作反映到表演上，无疑便使这时的杂技表演无论从内容上和技巧上都要复杂些。
二、文学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除卜辞外，还有记事刻辞，所谓“记事”，有的为占卜的验辞，有的与卜辞无关，如记载战争中俘虏数字，田猎时所获猎物多寡，以及方国进贡物品等等。这些记事体载的文字·可谓文学作品里记叙文的滥觞。另今文《尚书》中的《盘庚篇》（合上、中、下三篇为一篇），则开中国古文辞中告谕文的先河。
三、宗教
随着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原来的部落联盟军事领袖转化为权力至尊的“王”，于是天上的神灵也出现了至尊的“帝”。天神崇拜在商代已固定下来。
从甲骨卜辞中可知，人间的“王”和天上的“帝”是同时存在的。卜辞称商王为“王”（是“受命于天”的人间最高统治者）．“帝”或称“上帝”（指天上最高君主）。
夏代文化
公元前21世纪，禹在黄河下游建立了夏王朝。其活动中心在今豫西嵩山地区，包括颍河上游，伊、洛河流域和黄河北岸的古济水流域，晋西南也是其重要统治区。代表夏文化的二里头类型文化遗址，主要集中分布在以上这些地区。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很可能就是近年在河南省登封县告成镇王城岗发现的古城址。以后夏所都的斟鄩、阳翟、安邑也鄩都在今豫西和晋南一带。夏朝东面的疆域还扩展到了黄河下游地区，夏朝后期的都城斟灌、帝丘、老丘、西河（一说在卫地）等都在这一地区，其势力所及南至江汉北，东近淮、泗。
夏王朝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破坏了原始社会氏族和部落的血缘关系，进入了阶级社会的各个地域性群体，被融汇在一个新型的更大的共同体之中。这是一种比部落联盟更为稳固的广泛联盟；它标志着一个古代民族雏形的形成，为此后汉民族的凝聚奠定了根基；它的形成及王权政治的确立，使权力集中在王者手中，在漫无秩序中他就是秩序的代表。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王权政治的出现，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它有利于结束混乱的局面，使社会获得相对稳定。战争中的俘虏已不再全部被杀掉，而是把一部分用在生产部门，社会生产力因而得到保护和发展。它的形成还可以统一组织社会生产，安排生活，于是社会分工明显出现，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进一步分离，从而文化科学技术也形成雏形。
一、科学技术
（一）原始农业与牧业
这时的人们已不单纯靠大自然生成的可食物维持生命，而是以原始农业与牧业作为较稳定可靠的食物来源。此时猪、狗、牛、羊、马、鸡等六畜，已成为较普遍的驯养动物。栽种的植物已有谷物和蔬菜。
这时，黄河流域的一些地区已脱离“原始生荒耕作”阶段，走向了比较成熟的所谓“锄耕”或“耜耕”的“熟荒耕作制”阶段，并有了一定的粮食产量和开始用粮食酿酒。传说禹臣仪狄造过酒。《吕氏春秋·勿躬》载：“仪狄作酒。”《世本·作篇》载：“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少康时已造出秫酒。
这时候，农业生产工具已有翻土的石铲、石锛，石耜；除草的石锄、蚌锄；收割的石镰、蚌镰、骨镰；还有谷物脱粒用的石磨棒等。
（二）原始水利
脍炙人口的大禹治水流传了几千年。他的治水业绩虽夹杂了许多神话传说，是不足信的，但对后人的精神鼓舞和《禹贡》提出的治水方略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禹成为中国古代人征服洪水（自然）的象征。《禹贡》所说的禹河故道，传说就是禹采取疏导的办法，率众把“怀山襄陵”的洪水分疏九河，导流入于渤海所形成的。
在治水的同时，黄河流域的居民已经掌握了根据地势高低开沟引水和做田埂等排灌技术。传说禹曾“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锺水丰物”，促进了农业生产。人们在有效利用地表水的同时，还开发了地下水。传伯益发明凿井技术，使人们能在离河较远的地区生活，扩大了生产活动范围。
（三）原始天文历法
夏代的先民们，经过长期的劳动生产实践，对于天文、历法等知识也逐渐积累起来。春秋时，孔丘曾主张“行夏之时”，大约在夏代已有历法。战国时流行的“夏历”和成书于春秋以前的《夏小正》一书，可能就保留着一部分夏时的历法。《诗经》里西周、春秋时的诗歌，大部分使用夏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这种历法一直流传到现在。夏朝已有天干纪日法。夏帝有胤甲（廑，古本《竹书纪年》作胤甲）、孔甲、履癸（桀）等名，就是借用天干来命名的。
（四）原始建筑
黄河流域的先民们世世代代生活、栖息在这块黄土地上，他们建立起来的许多村落城堡和宫殿，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的起点，也开始显示出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2万平方米台基，可能就是夏王朝的王室或宫殿。建筑技术也有进步，墒土已用夯打实。
（五）原始数学和测量
建筑、开挖沟洫需要以数学为基础。传说禹治水、挖渠曾用“规矩”和“准绳”，规是画图的工具。矩是标度直线的工具。规矩、准绳的应用，为测量和施工提供了便利的工具，中国古代的几何学就是在这种测绘知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六）原始纺织
黄河流域的祖先，从最早的穿兽皮．发展到原始的纺织是一大进步。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有麻布等纺织品。随着原始纺织的出现，染色技术也随之产生。《夏小正》就记载了夏朝从蓝草中提出靛蓝索，用于织物染色。
（七）原始制陶和青铜
这时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制陶技术已采用快轮，加之陶窑结构的改进，窑内温度的提高，又采取了比较合理的工艺流程，烧制出来的陶器，形态美观，质地细腻而均匀，内外黑亮。龙山文化晚期制陶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
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少量的青铜器，这是人们在寻找和加工石料的过程中，常常对熠熠闪光的自然铜引起关注，从而逐步识别了自然铜和铜矿石。冶炼青铜的过程又是与烧制陶器的水平相关联的。
黄河流域的烧制陶器的经验，为青铜的冶铸提供了必要的高温耐火材料和造型技术条件。最先是红铜的加工和冶炼，在甘肃武威皇娘娘台、临夏大何庄和秦魏家等齐家文化遗址中均有发现。其后又发展为红铜、青铜锤锻或铸造的小件铜器。河南偃师二里头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些小件青铜器。1973年又出土一件青铜容器爵，以后又陆续有所发现。还发现了冶铸用的陶制甘埚、陶范的碎块及铜渣，说明这时人们已初步掌握了冶炼制作技术。
（八）原始地图
黄河流域的先民们要采集和狩猎，要衣、食、庄、行，就必须了解居住地电周围的山川、地形、道路、森林以及猎物栖息情况等地理知识，这就出现了原始的地图。传说禹铸九鼎，在鼎上显示了不同地区的山川、草木和禽兽。这大约就是建立在黄河流域的夏朝的导游图或地图。
（九）原始交通工具
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制陶业中，已出现了陶轮和砣轮。陶轮是人类最早的轮轴机械，人类早期的车子，很可能是受陶轮的启发而研制成的交通工具。夏朝陶器上已有车轮的花纹，按照《左传》一书中的说法，车子是夏朝初年车正（朝廷掌握车的官）奚仲发明的。
（十）原始文字
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已能用简单的符号文字记事。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中，比较普遍地发现在出土陶器的底器壁上刻有记号，尤其是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大口尊等陶器的象形文字更为明显。
二、艺术
（一）原始绘画、书法、雕塑
l．原始绘画。夏朝的文字虽然作为记事符号被逐渐使用，但大量与天文、地理、物象有关的记录还必须靠绘画的直观特点才能表述。据《左传》记载，夏朝时禹铸九鼎，就在鼎上将各州的风物以图象描绘铸造下来。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些陶器上，刻划有龙纹、鱼纹和人物形象。
2．原始书法。中国有“书画同源”之说。中国文字最早出现何时，尚不得而知，但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大口尊等陶器上的象形文字，这可能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书法。
3．原始雕塑。夏代处于中国文明史的开端，一些文明的标志都处于萌芽状态。青铜器虽在夏代已出现．但最具代表生的雕塑艺术是陶塑。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就有龟、蛤蟆、猪和羊头等陶塑。
（二）原始音乐、舞蹈、技巧
1.原始音乐。夏代黄河流域的乐器至今还没有发现，但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发现的一些乐器不能不继续留传下来。《尚书》、《山海经》等文献对音乐、舞蹈记载甚多。
2．原始舞蹈。所谓歌舞，即音乐与舞蹈的结合。一说最早的歌舞就是巫舞，王国维说：“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尧、舜、禹，既是政治领袖，又是大巫，他们所进行的政治、军事行动，也都有宗教色彩，在装神弄鬼中既产生了最早的巫舞，也是幻术戏法的始祖。它与杂技又有着密切的联系。
3．原始杂技。夏代已由渔猎进入畜牧农耕时代，其农耕时的动作、驯养家畜的动作、巫舞动作以及嬉戏活动等，都是杂技技艺的原形。
三、宗教
夏朝王权政治的建立，其于宗教的影响虽然还保留着原始社会对自然和祖先的崇拜，但已不是原始的面貌。“万物有灵”的观念已为宇宙间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即“帝”或“上帝”所代替。
新石器时代文化
约七八千年前，黄河流域的先民们进入了氏族公社时期，先是母系氏族公社，后进入父系氏族公社。历史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其早期以裴李岗文化为代表，中期以仰韶文化为代表，晚期以龙山文化为代表。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代表“裴李岗文化”遗址，是1977年发现于河南省新郑县城西7.5公里处的裴李岗村西，密县莪沟、登封县东岗岭、巩县鲁庄、中牟县冯庄，以及郑州、许昌、山东滕县等近20个县市均有发现。如1973年发现，1976-1977年发掘于河北省武安磁镇东南的台地上（北临磁山，南临洺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磁山遗址”，亦可包含在人文意义上的黄河流域之内。
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它由于首先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主要分布于黄河上中游地区。晚期的龙山文化，它由于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省济南市附近章丘县的龙山镇城子崖而得名，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分布情况如，1920、1921和1937年在黄河中游的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并发掘出新石器时代遗址。1951、1980和1981年又进一步对渑池县仰韶村作发掘鉴定，发现仰韶村遗址主要包括有仰韶文化中期（三门峡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三门峡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龙山文化晚期（河南龙山文化）。1958年发现．1978～1984年发掘于黄河上游的甘肃省秦安县的大地湾遗址，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大地湾文化，还发现有仰韶文化早、中、晚期的文化遗址。1957年多次调查发现于黄河流域的甘肃省临洮县城西南洮河西岸马家窑村南的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址即“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于甘肃的洮河、大夏河和青海的湟水流域。1924年发现，1957年进行调查．1982、1984和1987年进行复查的黄河上游青海省民和县马厂塬乡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马厂塬遗址”，属于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1924年发现于黄河上游甘肃省和政县齐家坪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铜石并用文化遗址．称为“齐家文化”。它分布于甘肃洮河、大夏河、渭河上游和青海湟水流域。1953年发现，1954～1957年进行5次发掘的黄河中游陕西省西安市半坡村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遗址“半坡村遗址”。1958年发现，1978～1985年发掘的黄河中游的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遗址“陶寺遗址”。1955年发掘的黄河中游陕西省长安县津西客省庄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客省庄遗址”。陕西省神木县等陕北地区也有发现。1978年发掘于黄河下游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镇卫家庄与宁阳堡头村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大汶口文化遗址“大汶口遗址”。
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氏族，井在新石器时代的前期和中期进入了繁荣阶段。中国跨入文明时代门槛的前夕，黄河流域由于出现了氏族部落，他们之间的一系列兼并战争，如炎帝、黄帝诸部落联军涿鹿大败蚩尤，从而完成了炎黄部落与蚩尤部落的融合，然后是经过坂泉大战，黄帝打败了炎帝，基本上奠定了华夏族的基础，构成了以后华夏族的主干，这就是华夏文化的始原。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传说中的尧、舜、禹及其部落活动中心也都在黄河流域，继续创造着黄河流域文化。
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文化的进步和旧石器时代相比是一个飞跃，主要表现是：
1．火的利用更广。烧制陶器．进行冶炼、酿酒、染色、鞣皮等技术相继出现。如在大汶口文化中发现酿酒的陶缸。
玉器的制造也是惊人的。半坡仰韶遗址发现了少量玉器，大汶口文化和陕西神木发现丁大批的非常精致的玉器。
铜器也出现了。西安半坡仰韶遗址发现青铜片，临潼姜寨发现黄铜片，山西，河北等地都发现仰韶时期的铜炼渣。龙山文化时期发现的铜器更多，河南、山西、山东等地均有发现。
2．原始农业有了进步。仰韶文化的社会经济是以原始农业为主，耕地分布在村落附近，使用的农具已改进为以磨制为主的较精的石器。农具有磨光的石铲、石刀、石锛、石凿、陶刀等。据考古发掘材料看．大约五六千年前，黄河流域的一些地区已脱离原始生产阶段，进入了所谓“锄耕”或“耜耕”的“熟荒耕作制”的阶段。这也说明此时先民们已过着长期的定居生活了。农作物主要是粟，同时也知道种植蔬菜。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以精制石器与新型收割工具为代表的原始农业已得到充分发展。这时期已出现了养蚕缫丝。山西西阴村发现蚕茧，河北发现陶蚕（家养，仰韶文化时期）。山西陶寺遗址中发现龙山时期丝织品。这时已发明了水井。河南汤阴白营龙山遗址中发现了井字形木棍结构的井身。其他龙山遗址中也发现有水井。水井一方面为人们提供饮水之源，另一方面也为农作物供给水分。
3．陶器的制作进入一个新时期。陶器的出现，便利了液体储存并且使人类有了煮熟食物的器具。这是人类在向自然斗争中的一次划时代的发明创造。黄河流域各文化类型的雕塑艺术多以陶塑为主，兼有骨、牙、玉、石等质料的雕刻。题材方面，多塑造人及动物形象，植物和生活用器形象也时有所见。手法以圆雕浮雕为主，彩陶透雕为辅。黄河中上游地区发现的人物雕塑数量丰富，手法多样，而艺术风格较为一致。黄河下游地区则以陶塑动物和骨牙雕刻比较显著。陶器不仅是日常生活用品，而且也是很好的艺术品。
4．出现原始文字。西安半坡村出土的彩陶钵口沿上有二三十种符号，可能是数字记号，也可能是最原始的文字。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中已出现了可以释读的象形文字。
5．有了原始的纺织和缝纫技术。妇女们剥取野麻纤维，用陶、石纺轮捻成细线织成布。三门峡庙底沟和华县泉护村发现的布痕，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线各10根。
6．原始建筑工艺有了提高。在黄土地带和地势高亢地区，主要建造半地穴式的房屋和原始地面建筑。仰韶文化中出现的地面建筑，木骨泥墙，立柱架木梁，前室后寝，甚至有“四阿重屋”的大房子。它是中华民族传统建筑的鼻祖。秦安大地湾发现仰韶文化晚期的人造轻骨料和属100号原始水泥。在龙山文化中，发现夯筑技术，能营建城墙。有的还用土坯筑墙，墙外有护坡、散水等设施。
7．开始注意天象的观测，用以定方位、定时间、定季节。在裴李岗、半坡村一些文化遗址中，房屋都有一定方向，在氏族墓地上，墓穴和人骨架头部也都朝着一定的方向，已有了东、西、南、北方向的概念。方位的确定对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重要意义。《尚书·尧典》中说，帝尧曾组织一批天文官到东、西、南、北四个地方去观测天象，以编制历法，向人们预报耕获季节。
8．有了原始的绘画。它与最早的文字——象形文字是如出一辙的。可以说，这时期的文字（刻划符号）与绘画以相似原则产生。在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存在于陶器上的纹样，仰韶文化是以各种线条为其主要纹饰的，龙山文化是以几何形花纹为其主要纹样。此表示出人物、动植物和事物的形象。
9．原始音乐的产生。l98a年在河南舞阳贾湖村东一片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发掘出16支竖吹骨笛。20世纪50年代初，在陕西西安半坡村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中发掘出的“一音陶埙”说明音乐在黄河流域由来之远。
10．原始舞蹈的出现。1973年于黄河上游的青海省大通县上河家寨出土的一件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盆，彩盆壁的带纹上绘有三组舞人形象，为我们复活丁原始先民们的舞蹈，其中五人一组的舞者手携手，踏着统一的步伐，体态鲜活，生机盎然。联系同一时期出土的陶鼓、陶哨，更可想其连臂踏歌，奏乐起舞的情景。那摆向一致的鸟羽兽尾的头饰、尾饰提供了远古狩猎生活和图腾崇拜的印迹。
10．原始杂技。原始舞蹈与原始杂技是相辅相成的，同样来自劳动形态的艺术再现。黄河流域的原始杂技主要表现原始劳动技能，如渔猎、上树、走索、爬崖、跳涧，以及使用劳动工具的动作，或临战的各种体形等原始技艺。
12．产生了原始性的宗教崇拜。黄河流域的各氏族都有自己的崇拜对象，或以某种植物，或以某种动物作为本族的“族徽”。因为当时人们认为自己的祖先是由这种动植物转化来的，对之极为尊敬，禁止对它的伤害。这就是“图腾”崇拜。同时出现了所谓的“巫术”。这是人们的幻想中采用某些方法就能影响自然，或影响他人的法术。稍后又发展为巫师们的咒语、祭祀、祈祷等迷信活动。这些交织在一起，形成原始的宗教。
13．神话传说的流传。它是人们运用推理和想象力对自然界的一些解释的结果。如“羿射十日”、“下杀猰貐”、“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神话，反映了远古时期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幻想战胜自然的幼稚朴素的愿望。
（本文部分内容摘自黄河流域发展数据库）
